評論圓桌|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論趙焰的小說《彼岸》

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

——論趙焰的小說《彼岸》

黃立華

內容摘要：《彼岸》以一種獨特的敘述方式講述特定年代里人的成長，在追求特定地域生活環境的原初滋味的同時，抒情性地表達著對生活和世界的理解，經歷、體驗和回望讓已經過去的歷史成為溝通未來的媒介，小說在依托地域文化背景創作方面也給同類創作提供了啟示。

關鍵詞：《彼岸》、理解生活的世界、徽州地域文化

 

趙焰的長篇小說《彼岸》由《紅豆》雜志19年第4期首發后，又收進安徽文藝出版社出的《趙焰文集·三卷》于同年五月推出，這是作者在2016年發表《異瞳》之后的又一長篇力作，也是2012年發表的以黃山——徽州為題材的《無常》的續篇。小說以它獨特的構思、靈秀的意象和清新的語言充分體現了作家趙焰的創作才情，讀罷之后，既有濃酒之綿密韻味，也不乏山泉之干爽清冽。作者以此觀彼、以現時呼應過去、以生死透視人生，在充滿詩性的整體氛圍中讓人領略生活的奇詭和人世的神秘，作者借助黃山-徽州這獨特的地域，更賦予這一切以一種特別的內蘊，從而也為面對徽州的文學想象和書寫展示和提供了新的空間和啟示。

一

小說開頭，作者引用了卡爾維諾的話作為題記：“一直生活過的世界，也是我們誰都從未理解過的世界”。所有的文學創作，說到底，都是為了要表達我們對于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理解，但是盡管我們始終做著不停的努力，我們其實仍然有可能處在“從未真正理解”的境地，但這種努力卻一刻也不會停止，更不會放棄，恰如希緒弗斯神話里所揭示的一樣。這其中，既有對當下世界的理解、也有對過去世界的理解、還有對未來世界的理解；既有對他人世界的理解、也有對自身世界的理解、還有對自己與他人構成的關系世界的理解。這種理解，由于受到各自立場、角度、格局以及其它眾多因素的影響，都只能具有局部性、相對性和過程性，至于真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或者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就如“彼岸”一樣，似乎存在于我們對面，又似乎是那么飄渺而無定，正是這飄渺與無定卻讓處在此岸的我們用各自的一生去追蹤與尋覓。

小說以“我”的第一人稱和“他”的第三人稱交替進行，但這個“我”和“他”又具有重合性，當敘述者以“我”的身份在小說中出現的時候，這個“我”同時與作者自己也有重合性，明顯地表明講述故事的年代作者對于“彼岸”的認識與理解；當敘述者隱去自身、而以第三人稱的方式講述“他”的故事的時候，“他”和他們的故事是按照發生故事的年代的本身邏輯來推進的。這種雙重設置給文本帶來了一個明顯的對比效果，即發生故事的年代和講述故事的年代當事人對于自己“生活過的世界”的不同認識和理解，這同樣會指向另一個可能，即在更以后的“講述故事的年代”也會把今天的“講述”視為一種“發生”，連同更早的“發生”一起當做我們對于這個世界曾經的理解。正如王春林在評價該小說時所指出的：作者“如同高水平的自由體操運動員一樣，以一種閃轉騰挪的方式自如地出入于歷史與現實、過去與現在、時間與空間、此岸與彼岸、形而下的生活實體與形而上的哲學玄思之間，正與如此一種敘事自由度的獲得，存在著緊密的內在關聯。”

小說當中的故事一共有三個相互聯系又彼此獨立的層面，一個是“他”的成長故事，一個是“他”成長的年代和環境的故事，一個是更久遠的黃山地區的革命斗爭故事。“他”的故事雖然也是“我”童年和少年的故事，但當時的“他”對那些故事的理解顯然并不相同于后來“我”的理解；同樣，“他”成長的年代和環境的故事在“他”和“他”周圍的同伴包括小玉、小芙以及母親和李玉茹等人眼里也與“我”后來的理解并不相同；至于黃山地區的革命斗爭故事即便實際參與的當事人也對諸多過程和細節眾口不一，更不用說“我”心里的疑惑了。正是這些差異和不同構成了歷史與現實、過去與現在、事實與講述之間的既相互聯系又彼此割裂的狀況，歷史、過去和事實也好，現實、現在和講述也好，其實在更后來的人的眼里都會成為同一種存在，一道成為達到新的認識和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的橋梁。趙焰總是善于在他的作品中，將讀者帶入一種思緒自由和想象開闊的空間，從不僅僅拘泥于故事本身的鑿實與精細，反倒更在意于如何去看待故事以及為什么是這樣的故事，在故事的內外穿插透視中獲得一種“人生哲學的玄思”，這在他的小說《無常》和《異瞳》等里面就已經得到明顯的體現，在《彼岸》之中也同樣如此。

二

“他”的故事，是一個特殊年代里少年的成長故事，從懵懂到擁有“人”的意識和“自我”的意識，聯結著獨特的家庭境遇和時代背景，父親是受到歧視的右派，母親對父親抱著怨恨，人與人之間充滿著猜忌和冷酷，學校里的教育處在一種特殊的氛圍里。對“他”長大具有特別影響的是“一生”和“一死”這兩個事件，“一生”是他偶然窺見了一個產婦的分娩，“丑陋慘烈”的景象讓“他”對生命的開始產生驚駭，進而對整個“人”的生命記憶蒙上了一層陰翳，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充滿艱難，這對“他”后來性格的內向和敏感不無關系；“一死”是父親既被打成右派、又癱瘓在床，加之母親的背叛，終于讓他生無可戀選擇自盡，這又使“他”的少年記憶再次充滿陰影，加劇了“他”的那種羸弱和自卑。“他”對小玉產生的近乎崇拜和迷戀的感情實則與這種自我的缺失有關。小玉的革命后代的政治出生、令人羨慕的身手和玉樹臨風的姿態都是“他”這個孤獨、伶俜和近乎女孩心理的男孩子所渴望具有的。“他”幾乎瘋狂地通過各種方法來接近小玉，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偷竊縣圖書館的舊書來提供給小玉，然后跟小玉一起讀、一起談論，求知的欲望在那個年代里就是這樣以一種扭曲的方式來獲得滿足，而“他”得到的則主要是能常常與小玉在一起。人對人的親近的欲望也許是人的本性，從小到大、從未成年到成年、再從成年到老年，這種欲望一直存在，只是不同的人會呈現出不同的傾向。“他”的特別之處在于比別人更早地把這種欲望由家人轉移到了外人，從此角度考查一個人的情緒軌跡，實是了解一個人的心理和生活環境的最好素材。同樣小芙對小玉的青睞也是一樣的道理,但比“他”多一層的是還有男女之間的吸引。小芙因為母親和家庭的原因，特別需要小玉這樣一個保護者，事實上小玉進入小芙的生活正是起于一次這樣的保護。無論是“他”跟小玉，還是小芙跟小玉，相互的關系之間既有某種人的心理和性格的必然性，也有著某種盲目性，“他”的偷書行為終于事發，間接導致了李玉茹的悲劇；小芙對小玉的依賴，終于導致向他提出既越規又無奈的要求以致釀成了小玉的身亡。小玉本身也是一樣，雖然他在那個年代可以說是一個令人羨慕的寵兒，但其實不過也是處在一個另一種層次上的盲目，他比“他”和小芙以及其他那些年輕人顯示出來的優越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他“不識廬山真面目”的狀況，也許正是他的這種優越反倒會陷他于更大也更自信的盲目。盡管許多事情表面上看來都具有某種偶然性，但其內在又有自生的邏輯必然。這些必然對于陷入其中的當事人來說，似乎一方面因果分明，而一另方面又似乎屬于無法預料的“彼岸”。可以說，小說中的“他”是幸運的，雖然也有種種的不順和挫折，但始終在艱難之中成長。這其中，汪家傳的教誨和啟示是有著重要的意義的，從跟他學棋到棋外的天地，“他”都獲益不少，這些獲益幫助“他”后來得以平靜而超脫地看待過去、面向未來。而汪家傳之所以有著與當時其他人不同尋常的稟賦與見識，又跟他之前獨特的經歷有關，這一點，我們下面再說。

小說展開的第二個層面的故事，即“他”成長的年代和環境的故事，這是鑄成了一代人甚至會影響到更多的人的故事。作為60后的作家，趙焰對那個自己成長的年代，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但如何處理自己的記憶并使之具備讓更多的讀者為之共鳴和會心的效果對于寫作者來說則是不小的挑戰，我們看到作者在那個年代過去之后到他寫作之間超過四十年的時間里，其實一直都在咀嚼和回味這段歷史、一直在試圖尋找最合適的方式作出屬于他的講述。他一方面要追求那種類似品嘗“小瑪得蘭蛋糕”一樣的原滋原味，另一方面又必須是站在今天“我”的角度去回看當年特定年代里“他”和“他們”的故事。作者在情節的選取上既有寫意的靈動，也不忽略細節的充實。我們可以通過“大人們的世界”和“孩子們的世界”這兩個層面來解讀和品味。“大人們的世界”里充滿了不和諧的相互猜忌和沖突，“他”的父母之間的對立和冷戰、李玉茹的遭遇、俞美芹的揭發在當時都是那么司空見慣；“孩子們的世界”則是茫然和躁動，小鎮上的孩子在那個特殊的時代氛圍里一方面是內在世界的空洞和無知，另一方面又整天被特殊加工的語言裝飾著外在的生活。他們對真善美的追求常常都以一種扭曲的形式表現出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群體，小玉、“他”、小芙還有大頭算是比較特別的了。這是因為小玉這個領袖人物的存在，提升了他們這個小群體的整體素質。他們不僅在小玉的帶領下喜歡讀書、回憶當年皖南游擊隊的烽火歲月，而且還結識了曾經參加過游擊隊的戰士、隊醫汪家傳，正是跟汪家傳的一次次接觸，啟發了他們對世界和人生的許多思考，或者說是在某種程度上回歸真正的真善美的可能。但這個小群體里的小玉、小芙和大頭都不幸早逝，只留下了“他”，但他們身上的許多東西都化作了“他”生命的一部分，這個過去的“他”——也就是現在的“我”，其實正是當年他們整個群體的一個集合。這里面既有當年那個時代的歷史烙印和基因，也有屬于“他”和“我”在后來的歲月中對這些烙印和基因的整合與消化，已經逝去的與個體有關聯的生命都會以某種方式在這個個體幸存的生命中延續，這種“此”與“彼”的關聯與融合正是每一個個體獨特而別樣的人生。作者在小說“后記”和同時刊發的和胡竹峰的“對談”中說道：“《彼岸》這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我的故事，也是專屬于我的故事。……自小長大的過程中，一直忘不了這個故事。我想寫與故事背后以及與故事關聯的種種意蘊。慶幸撞見了這個故事，它使得這一生中，因為有如此的彼岸觀照而充實安祥。它不斷地提醒了我，給我警醒和啟迪，給我能量，讓我熱愛和銘懷。”趙焰的小說從來不著意于具體的故事本身，而是力圖尋找故事背后的“彼岸之光”，換言之就是一種穿透人生的形上思考，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說，就是“般若性”，這可以理解為是一種強調哲思的通透和空靈的比喻。這種哲思性的領悟包括少年成長過程中對人生、情誼、友愛、未來等等的感受和理解，也包括書本上的知識與現實生活的映照。小玉、小芙和大頭的生命都很短暫、而且充滿了悲劇性，折射出的是他們生活的時代的悖謬與扭曲,但同時也留下了體現不同個體人生命運的痕跡。

小說的第三個層面的故事是更久遠的黃山游擊隊的戰斗和生活，其中的那些個當年共同戰斗的人們最終都有著十分不同的結局，他們對自己曾經參與的斗爭生活也有著既相同又不同的認識和感慨，這正是能讓讀者感到興味的地方，作者也似乎更有尋找這種不同之處的興致，讓歷史的故事呈現出更豐富更有人性的一面，這一改以往對革命歷史單一和僵硬的敘述，尤其是作者有意留下的諸多空白，讓小說與純粹的歷史顯示出區別，從而留給讀者想象的空間，也讓某些完全的歷史真相處于一種后人難以真正洞悉的“彼岸”。

當然，黃源、周老五、王麻子、洪春花等人當年在皖南從事革命斗爭的基本事實后人無可置疑，但諸多涉及到他們個人的愛恨情仇卻人各一詞，那些屬于革命斗爭故事中的共性的方面以往的文學作品中都寫的很多，而趙焰更關注后者，這些反映人的性格、情感和心理的細節為他提供了從另一角度觀察歷史和思考人性的空間。在黃源、汪麗文和洪春花之間，黃源、王麻子和洪春花之間，甚至王麻子、周老五和洪春花之間在表面的文字之外其實都有著微妙的故事，洪春花，這個在小縣城里解放后人們只知“老革命”身份的人，在革命年代卻同樣有過源于人之常情的浪漫故事；還有撲朔迷離的陶大文、革命勝利后與眾不同的汪家傳，在正式的歷史文字里他們的介紹未免簡明和單一，但作為一個個獨立的歷史個體，同樣有著十分豐富的內涵和傳奇，而且這些內涵同樣會以某種特殊的方式在后來的歷史遺傳，甚至一直存活在特定的人們身上。小玉的血液里不用說有著洪春花的基因，陶大文的陰影后來造成了李玉茹的悲劇，而汪家傳的處世態度對小玉一干人尤其是年少的“他”帶來很大的影響,可以說，“我”現在面對過去的歷史和曾經經歷的生活，能夠試圖以一種“隔岸”的超脫和冷靜的態度來進行審視和理解，很大程度上正得益于當年的“他”從汪家傳身上得到的啟示。這樣來看，小說上述三個層面的故事，其實都有著十分緊密的內在關聯，其中自有一種文化血脈將它們串在一起,過去與現在，歷史與現實，彼岸與此岸同時也是如此地貫穿與糾結。趙焰筆下的人物總是給人一種厚重的凝聚感、一種虛實結合既樸實又飄逸的詩性情懷，實是得益于他對人生和世事的詩意洞察與悲憫；相比之下，故事的完整和圓潤，在他的作品里并不顯得特別重要和突出，總體來說，他的小說骨子里屬于一種抒情性的創作。

三

現在我們要注意的是趙焰為他的小說故事的發生所選擇的環境，這同時也是培育了他對人生的情愫和興致的地方，那就是黃山以及黃山周邊的江南小鎮，在小說的后記中，作者寫道：“我為什么一直鐘情黃山？那是我一直視黃山為神。…我一直以為，我身心、靈魂背后的點亮和通透，跟早期去黃山的經歷有關。黃山的霞光，貫通了我身體中的黑暗隧道，打開了我對美好事物孜孜追求的愿望，江南的小鎮，與土地自然，與人情世故，都異常的接近。人在這樣的地方長大，最具有人的靈性。如此稟性，最適合文學，每一個小鎮的孩子，都有很好的文學感覺。這兩段話對于我們理解趙焰的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作者從小生活在江南徽州的小鎮，這里深厚的文化積淀對他的成長有著特殊的浸潤，加之黃山等自然風光的熏陶，培育了他對美和神奇的特別的感悟和體驗，這種感悟和體驗已不是僅僅停留于外表的贊賞和膜拜，而是化作了一種心靈的溝通和契合，他筆下的徽州故事和徽州眾生，很大程度上已成為他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人生；他看待這些故事的演變和發展，某種意義上正是梳理自己的心路歷程。這樣一種對徽州的想象和書寫，顯然已不是僅僅對這里的山水文化表面上的浮光掠影，而是達到了一種由外入內的貼近和擁抱，作者在觀察和思索徽州的同時，更用心于向自己的內心挖掘，著力去尋找這片土地的歷史和文化在個體心靈里留下的烙印和遺存。我注意到，作者在小說中特地為小玉整理的歷史故事標上“清明”的標題，這一方面當然含有對過去和先人的敬意和緬懷，同時更是對一方水土及其呈現的人文內涵的捕捉。作者曾在《思想徽州》談論胡適的一章中，專門分析胡適何以從一個僻陋的山村走向世界文化的舞臺，他寫道：“也許胡適性格中最本源的成分來自于徽州吧。是山清水秀的徽州，帶給他清明的本質，也帶給他健康而明朗的內心。這樣清明的內心決定了胡適有著非常好的智的直覺，也使得他能夠有一種簡單而干凈的方式去觀察最復雜的事物，對萬事萬物的認識有著最直接的路徑。由此可見，趙焰對“清明”一詞所體現的意義特別在意，并把它與徽州、徽州人乃至自己都做了特別的關聯，從而讓人對徽州的理解也達到了一種山水、歷史與人相融合的層次。不能不說，這是一種真正的關于徽州的想象與敘說，一種對徽州有著“瑪得蘭”蛋糕原初滋味的記憶和遐想的書寫。遺憾的是，現實中太多關于徽州的文學寫作，都缺乏這種原初的滋味，而只是一些變味的文字，即便是本土的作者，往往也沒有意識到這個關鍵所在。上世紀80年代初，李平易以他的《巨硯》曾為讀者提供過這種滋味，他以自身的生命體驗為我們展示了徽州的生活氣息和精神脈動，趙焰的《彼岸》可以說是讓我們得以重溫。真正的地域文學創作絕不是僅僅在作品中出現一點地域文化方面的因素、或者寫幾個屬于這里的人物，而必須是能夠找到這些人物與這片土地之間那種內在的本質聯系。《彼岸》中的洪春花、周老五、汪家傳、小玉乃至陶大文都能讓人感覺到他們身上的那種“徽州人”的味道，他們的人生命運雖然總體取決于他們身處的時代環境，但也跟他們身上各自的徽州人的性格稟賦不無關系。這就是趙焰對于生活的理解、對于我們生活的世界的理解、對于我們自身的理解，他的努力，是具有生活的厚度和藝術的深度的。

 

作者簡介

黃立華，安徽歙縣人。黃山學院文學院教授。曾經做過中學教師、機關干部、報社記者。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碩士研究生畢業。現為黃山市作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