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瑣話》：從“瑣話”看錢鍾書的全息影像
——評《錢鍾書瑣話》
文/趙琨（紅學研究者、成都文學院簽約作家）
錢鍾書先生，大名垂宇宙，其人星斗赤子，其學地負海涵。故海內外治“錢學”之士，又自然以治其學術、其生平而兩分。錢公的“小本家”錢君之俊，便是后一領域中的青年才俊。錢公頗愛將時空不同卻有相似之處的事件、現象“捉置一處”，此即《談藝錄?序》所云“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而錢之俊君研究默存先生生平，亦頗能師法此意，以特別視角，聚相同話題。他并沒有特別多的新材料、新發現，難得的是心靈手巧，善于用獨特的視角蒐集、整合、剪裁已有舊史料，舊酒裝成新瓶，竟成百衲之襖，一豁讀者眼目。范旭侖在為之俊君《錢鍾書生平十二講》一書所作《序》中，以八字概括之俊君此一“治錢”特點：“另出手眼，聚類鉤元。”誠為具眼之見。從《錢鍾書生平十二講》到《晚年錢鍾書》再到這部《錢鍾書瑣話》，之俊君此一“新瓶裝舊酒”的“治錢”特色可謂一以貫之。坊間已有多種錢鍾書傳記，似乎“錢鍾書生平研究”這一耕田早已被人犁遍了，而之俊君猶能別開生面，另殺一條路出來，其故端在于此。
但讀者倘若以為之俊君完全是在用新瓶裝舊酒，一點沒有新酒，那就錯了。仔細比較《錢鍾書瑣話》與之俊前兩部書，我認為《瑣話》至少有兩方面的新東西：一是親身考察。我們知道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上有個名詞叫“田野考察”，戲言之，錢學研究雖不需要下田，但完全悶坐書堆恐怕也不見得全對。走出書齋，沒準兒能別處逢源，收獲“治錢”的意外驚喜。之俊就以親身經歷，為此說提供了鮮活有效的例證。如在《晚年錢鍾書與蘇州四中》一文中，之俊記錄了他親身探訪曾經的桃塢中學、今天的蘇州四中的見聞，對學校的粗（真）心（沒）大（文）意（化），把鍾書樓和塑像上錢公名字中的“鍾”寫錯成“鐘”，及鍾書樓內的錢鍾書簡介把《管錐編》寫錯成“《管錐篇》”，憤憤不平，吐槽不已。又如在《錢鍾書與張杰（挺生）》一文中，之俊鉤探出張杰與錢基博、鍾書父子兩代的深情厚誼，足補已有錢公傳記之闕，而“促生”這篇文章的機緣，則是2017年之俊受邀到江西省大余中學，參加該校教師程秀全（亦為研錢學者）等教師做的一個和錢鍾書有關的省級課題教研活動，之俊驚奇地發現，該校以前的一位校長張杰，竟曾是錢鍾書的同事與好友，也是鍾書父錢基博老先生的高足。二是時有創見。我曾瀏覽《瑣話》的豆瓣書評，曾見有網友批評作者“只案不評，吝于論斷”。個人以為此評過苛，不確。誠然，之俊治錢生平，搜羅材料甚為用力，待評斷處則往往引而不發；但我還是能看到書中他時有創見。如無錫錢家為何舍近求遠，一定要送錢鍾書、鍾韓兩兄弟到蘇州讀初中？已出版的幾種錢鍾書傳記都回避了這個問題，之俊則從鍾書父錢基博當時就職上海圣約翰大學、蘇州桃塢中學外語等科教學水平比無錫學校高、錢家當時經濟條件較好、當時蘇滬一帶富家對教會學校趨之若鶩的風氣等角度，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推析和判斷。窺斑可見豹，若沒有對無錫錢家及當時蘇州無錫一帶經濟社會史的全盤了解，僅僅就錢鍾書而論錢鍾書，是不可能作出此創見的。他如錢鍾書何時到無錫輔仁中學就讀、錢鍾書為何不讀清華研究生、錢鍾書留學期間何以不要學位、錢鍾書為何拒絕牛津教鞭等治錢生平之“疑難雜癥”，之俊胥能辨正俗謬之說，自出穩愜之論。
作者辨析材料，頗為精細，如他細致比對了楊絳先生不同時間所寫回憶錄類文字，發現其間頗有異同。眾所周知，錢鍾書先生有個著名觀點——回憶錄、自傳等是靠不住的。如錢先生在《〈寫在人生邊上〉和〈人獸鬼〉重印本序》里寫道：“我們在創作中，想象力常常貧薄可憐，而一到回憶時，不論是幾天還是幾十年前，是自己還是旁人的事，想象力忽然豐富得可驚可喜以至可怕。”又如在《魔鬼夜訪錢鍾書先生》一文里，錢先生借魔鬼之口說道：“作自傳的人往往并無自己可傳，就逞心如意地描摹出自己老婆、兒子都認不得的形象，或者東拉西扯地記載交游，傳述別人的軼事。”再如錢先生曾對到訪的汪榮祖說錢穆的回憶錄靠不住（《汪榮祖談西方漢學得失》，載2010年4月18日《東方早報》）：“記得改革開放后，我初返大陸訪問，在北京三里河拜訪了錢鍾書先生。海外友人寄給他一些錢穆的書，他說錢穆的作品如果能代表海外學者的成果，實在令他大失所望。他特別提到那本《師友雜憶》，里面提到他的幾處，幾乎全是錯的，他開玩笑問我，史家求真當如是乎？”而楊絳先生回憶錄文字的彼此歧異，戲謔言之，遮莫妻子“不惜”以自我之“失”，驗證夫君觀點之“確”？
之俊深研錢鍾書先生生平，入乎其內既深，出乎其外故易，每能于其他“錢學者”考論深處，再進一步，有所補正。如談錢鍾書字名號時，引及范旭侖近來考證少年錢鍾書曾用一筆名“梼杌”，然卻不明錢默存化名“梼杌”之用意，之俊當即判斷，“梼杌”諧音“桃塢”，乃默存先生中學校名也。又如在《晚年曹禺談同學錢鍾書》一文中，之俊為謝泳《錢鍾書與曹禺的交往》所述二人關系，補充了曹禺女兒萬方在采訪和文章中透露父親晚年是如何談錢鍾書的、1994年住進同一所醫院后曹禺下樓探望過錢鍾書等幾則細節。謝泳在《錢鍾書與曹禺的交往》文中判斷，錢鍾書對曹禺劇作的評價很可能不高。但沒有直接材料。之俊《晚年曹禺談同學錢鍾書》文中引了欒貴明《小說逸語：錢鍾書〈圍城〉九段》中這段話：“《圍城》被拍成電視劇后，刪掉了許多對話，錢鍾書說：‘書里埋了很多線索，對話也刪得可惜。我的對話比起曹禺來不知要好多少。’”在目前可看到的范圍內，這似乎是唯一一則錢鍾書直接“差評”曹禺劇作的材料。又謝泳文中細細考察《圍城》中透露出來的錢鍾書右李健吾而抑曹禺之傾向、及引司馬長風《中國新文學史》中語：“如果拿酒為例，來品評曹禺和李健吾的劇本，則前者有如茅臺，酒質縱然不夠醇，但是芳濃香烈，一口下肚，便回腸蕩氣，因此演出的效果之佳，獨一無二；而后者則像上品的花雕或桂花陳酒，乍飲平淡無奇，可是回味余香，直透肺腑，且久久不散。”意為曹豁露，李含蓄；曹為第一眼美人，李為第二眼美人。錢公雅人深致，當然右李左曹。按此可補參錢公著述中數則材料，以錢證錢。如《管錐編》卷論《全漢文卷一六》：“李商隱《淚》、馮浩《玉溪生詩詳注》卷三引錢龍惕曰：‘陸游效之，作《聞猿》詩。’蓋李詩至結句：‘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陸詩至結句：‘故應未抵聞猿恨，況是巫山廟里時’，均始點題，特李仍含蓄，陸則豁露矣。”顯然右李之含蓄而抑陸之豁露。又如《談藝錄?五九》：“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詞沓意盡，調俗氣靡，于詩家遠微深厚之境，有間未達。”顯然欣賞“遠微深厚”（含蓄蘊藉），而劣評“詞沓意盡”（豁露直白）。再如《容安館札記》第二十一則：“紀文達《閱微草堂筆記》，修潔而能閑雅。《聊齋》較之，遂成小家子。”及《容安館札記》第六百十七則：“（《聊齋》）刪易之句皆較原稿為簡雅，惜尖新纖俗未能一一掃除。駢儷語更小家薄相，闌入敘事中，尤濫惡。如《公孫九娘》一則云：‘如蒙金諾，還屈玉趾’，豈非尺牘家習氣耶？”是可知錢公賞贊《閱微草堂筆記》之修潔閑雅，而“差評”《聊齋志異》之尖新纖俗、濫用駢儷“尺牘家習氣”。綜上可知錢公文藝審美之一好惡標準，即喜含蓄蘊藉，不喜豁露直白；喜修潔閑雅，不喜尖新纖俗；是文人審美，而非大眾審美。是故綜合錢公文藝審美之口味標準、司馬長風對曹禺和李健吾劇作風格特點之評價、錢公親口評價“我的對話比起曹禺來不知要好多少”，則可下一斷語：錢鍾書對曹禺劇作之評價必然不高；曹禺劇作“烈酒”一般的風格易為大眾審美所喜，卻理所當然不為文人審美如錢氏者所喜。不佞“研錢”，一貫拉拉雜雜，習慣不修邊幅，生平、學術，渾說一氣；之俊君“治錢”，嚴守“生平”畛域，謹遵分寸，不越界限，知止更難，仆嘆未能也。
五十二則“瑣話”，看似“瑣”“散”，卻形散神聚，讀者閱畢掩卷，閉目冥思，眼前自當慢慢凸現一副漸漸清晰的錢鍾書全息圖像。讀《瑣話》，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錢鍾書的性格，可謂“一束矛盾”。他曾很驕傲地表示自己最通人情世故（“當面輸心背面笑”的“錢贊”可為例證、力證？），然而另一方面卻是很任性，很孩子氣，堅決不世故，有時未免執拗得似乎不近人情，如堅持不給母校無錫輔仁中學題名，堅持不出席華中師大給父親舉辦的百年誕辰紀念會。他寫日記，卻毀日記。他對自己早期詩，又重視又不重視……讀者持此書與范旭侖《錢鍾書的性格》一書合觀，于錢公其人，當益能深有感會矣。
《瑣話》中述及江西大余中學語文教師程秀全、湖南語文教師蔣波、浙江杭州采荷中學語文教師杭起義，及錢鍾書母校江蘇無錫輔仁中學語文組教師在普及錢鍾書其人其學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而之俊書中沒有提到的、“治錢”成就最大影響最廣的中學語文老師，并非別個，正乃安徽無為縣中學語文一級教師錢之俊自己。然則中學語文老師豈可小覷？“錢學”不是高校教授們的專門之學嘛。張冠生整理《知道：沈昌文口述自傳》載沈昌文云：“辦《讀書》的時候老先生們教我的一點，尤其是陳原這樣教我，就是講究‘言外之意’。也可以說，這是《讀書》的一個特點。有一度我也自問：這言外之意人家看得懂嗎？后來我就領教了，這讀者真是厲害！特別是那些沒有名聲的、遠在一個偏僻小城市的、某縣城一所中學里的老師，他們有見解，寫信沒有顧忌，一針見血，說到要害處。你的話后邊的意思，他們一眼就看穿了。”沈先生這段話，無意中也許揭示出一個典型或非典型的文藝評論界現象，我不妨名之曰“中學語文老師現象”——那些沒有名聲的、遠在一個偏僻小城市的、某縣城一所中學里的語文老師，正因為沒有名氣、地處偏僻，反倒易于遠離學術圈名利場，反倒易于“板凳要坐十年冷”，他們在“錢學”等文史學領域正做出越來越扎實可觀的成績。失于名利，得于學術，得失之際，正未易言？
謝泳在為之俊君《晚年錢鍾書》一書所作《序》末，委婉地向他提出高標準、嚴要求：“之俊正當年，我期待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他能再用一些時間和精力，努力去發掘更多第一手史料，讓第一手史料在自己的研究中比重更大些。”但究實說來，謝君這其實有些無視客觀條件而作苛求了。至少在目所能及的范圍內，之俊君對新材料的搜集，已做到了盡全力了。誠如《瑣話》一書告訴我們的，錢公生前除了卷帙浩繁的《外文筆記》《中文筆記》外，巨量的筆墨還有兩類——日記和書信。他晚年“幾乎成了寫信的動物”（錢公自嘲語），其手札大量流落人間；他一生都有寫日記的習慣，數量很可觀，而且大部分生前都保存下來了，這其中記錄了相當多的錢楊夫婦學習與生活細節。但楊絳先生大限之前，親手燒掉了錢公和自己的幾乎全部日記；有心人收集并編選過《錢鍾書書信集》，也因錢公反對而未能出版。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設若這兩部分巨量“錢學新史料”掌握在手，之俊君又何必、何苦守著已經不知道犁過多少遍的舊材料這塊田撲騰！錢楊二老當然有權決定自己筆墨的存留；但說句大膽冒犯的話，二老屬于他們自己，也屬于中國文化，戲謔言之，楊先生之燒日記、錢先生之不準書信集出版，算不算文化之“一厄”，而令有識之士嘆惋呢？
我為錢之俊君“治錢生平”已取得的成果拊掌稱善，也為他未來在這一領域恐難“有米下鍋”，抱持也許是杞人憂天的隱憂。一笑！
（刊《名作欣賞》2022年第6期）
《錢鍾書瑣話》，錢之俊著
黃山書社2021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