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海外華人作家中最具影響力的女性小說家之一，嚴歌苓有著堪稱跌宕起伏的傳奇人生。從文工團的舞者到戰地記者，從旅美作家到美國外交官夫人，再到國內最具市場潛力的作家和“華裔第一女編劇”，她將自己的人生過成了“一個女人的史詩”。近日，嚴歌苓來到南京，做客由新華日報和德基美術館合作推出的“公共美學計劃”。談寫作、談家庭，也談人生、談生活，嚴歌苓思路清晰、言之有物，讓在場的觀眾感知到她優雅柔婉外表下包裹著的一顆自律、堅韌且豐盈的內心。
現實的種子通過虛構重獲生命
一襲黑色的連衣裙襯托出優美的頸部曲線，黑色微卷的頭發自然地披在肩膀上，胸前別致奪目的項鏈閃耀著迷人的光芒……嚴歌苓每一次亮相，都一如既往地保持著優雅與端莊。盡管飛了十多個小時剛剛從歐洲趕到南京，她的臉上看不到一絲倦容，始終保持微笑，腰背挺得筆直，踩著一雙“恨天高”，走起路來風姿搖曳、儀態萬千。面對觀眾和記者的一色贊美，嚴歌苓欣然接受，她承認自己極度愛美，因為“愛美是女人的本能”。
“我對南京有著非常深厚的情感，在部隊的時候，我每年都會來南京住上一個月。”嚴歌苓和外交官丈夫去過世界很多地方，但南京這座城市在她心目中依舊是無法替代的，她說自己喜歡南京城市里有山有湖、大街上茂密的梧桐樹，更重要的一點是，這里有她血脈上的牽連，“南京是我媽媽的故鄉，以前我經常會陪媽媽回來，現在媽媽去世了，我依舊每年回來給她上墳。”
從事寫作40余年，嚴歌苓一直保持著旺盛的創作力，迄今創作了20多部長篇小說，70多部中短篇小說。一位文學家的成長，總是離不開童年的經歷以及成長的年代，嚴歌苓深信這一點。上世紀50年代末，她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父親嚴敦勛既是作家也是畫家。家里藏書眾多，她沉浸其中飽讀世界經典，也由此開始窺探人性、了悟世情。在幼年的記憶里，嚴歌苓還時常跟著父親去公園里寫生：“父親用他的畫筆來詮釋生活，將他看到的真實景象用藝術的方式折射給我。我很慶幸出生在這樣的家庭里，閱讀的書籍、欣賞的畫，都讓我的人生獲得豐厚的藝術滋養。”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兩件事情她都做到了。12歲那年，嚴歌苓來到了成都部隊的文工團成為了一名文藝兵，因為每年進藏演出，她接觸到了各種各樣的文化，也由此打開了人生的格局。多年的軍旅生活也直接影響了她之后的寫作氣質——總是將普通小人物的故事融入到恢弘的時代背景之中，“我的作品沒有市井生活，大多是宏大敘事的背景，這和我的成長經歷有關。”
身為高產作家，嚴歌苓時常被問起創作的“黃金法則”， “我所有的故事都是聽來的，他們都有著現實的種子，然后通過虛構重獲生命。”大部分時候，她喜歡做一個安靜的傾聽者，將旁人未曾留意的小故事和小細節牢牢地捕捉住，深深地儲存在心底，等待著時間將其慢慢發酵，“我是一個記憶力特別好的人，三十多年前，我從另一個作家那里聽到了一群修鐵路的鐵道兵與一只熊的故事，最近幾年我問他：這故事你打算寫嗎？他說：‘這是我告訴你的嗎？我早忘了。’可我就不會忘掉故事的，我聽到好故事就放在心里，老在琢磨這個故事我能不能寫。”
“我有著敏感的內心和同情的耳朵，所以很容易對人家的苦難、人家的痛，產生共感，這大概就是為什么我能寫出那么多故事的原因。”嚴歌苓這樣總結。
筆下的女性都有自己的影子
“過去無論是灰姑娘、茶花女，或者杜十娘，幾乎所有的女性形象，最后都需要愛情來救贖，需要一個男性來拯救。而現在，她的作品顛覆了千百年來的套路，女性終于站出來說，我不需要你來救贖我。” 高曉松曾經在他的節目《曉松奇談》中這樣評價嚴歌苓的作品。
如他所言，嚴歌苓為當代文壇貢獻了一大批經典女性形象：少女小漁、寡婦王葡萄、小姨多鶴、護士萬紅、馮婉喻……這些有著鮮明女性意識的人物盡管生活在不同的時空，有著截然不同的人生經歷，但身體里共同蘊藏著寬容大度、堅強隱忍的女性力量。為什么偏愛描寫女性？嚴歌苓這樣解釋：“大概因為我的生活里，女性都扛起了生活的重擔，成為了家庭里極為重要的人物。”
嚴歌苓的祖父嚴恩春是留美博士，回國任教的他因為目睹國民黨政府貪腐無能而痛苦自殺。“我祖父自殺之后，是我的祖母和她的婆婆撐起了整個家庭。包括我的前婆婆、李準的太太，她作為一個‘反動文人’的太太，一直忍辱負重地活著。我覺得女人在很多時候是非常堅韌的，這可能是因為造物主賦予女性傳承生命的神圣職責，預示著女性必須學會堅韌。”
所以在嚴歌苓小說里，她將女性塑造成了當仁不讓的“救贖者”：“我所描寫的這些女性并不是完美無缺的，比如《金陵十三釵》中的玉墨用自己的肉身去承擔救贖，她們身上不是沒有缺陷和污點，但是女性寬容、接納，以及藏污納垢去愛的能力是偉大的。”
在嚴歌苓的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是她小說里的王葡萄和扶桑，“從她們的身上可以讀出兩種極致的女性性格特質，一個是以被動消極來表達自己的強大與寬容，另一個是主動出擊的行動派，二者都表現出強大的女性力量。”
“當我描寫女性的時候，我其實是站在她們心里的，我筆下的每一位女性，都或多或少有我自己的影子。” 嚴歌苓用親身經歷訴說著自己對生活和情感的感悟，并不斷地投射到筆下的人物，“比如我寫《扶桑》，那時候我三十多歲，剛離婚沒多久，所以《扶桑》里有這樣一句話：‘扶桑選擇了婚姻，從此愛情不再能傷害她。’聽上去有一種幻滅的感覺。后來隨著年紀的增長，我在《陸犯焉識》里又寫道：‘愛是一生的事情。’由此可見我對愛情和婚姻的看法發生了一些改變，變得更加的成熟和平常心。”
希望被讀出突破自我枷鎖的掙扎
從《少女小漁》到《小姨多鶴》，從《金陵十三釵》到《陸犯焉識》，嚴歌苓的很多作品被改編成影視作品，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等華語電影圈最為知名的導演都曾與之有過合作，她也因此被稱為“華裔第一女編劇”。事實上，嚴歌苓一直運用中英文雙語寫作，還是美國編劇協會的會員。雖然作品頻頻被大導演青睞，但是嚴歌苓坦言，自己和導演的交集并不多：“每位作家都希望自己小說里的精神能被導演全部捕捉到，但我通常不會和導演溝通，因為這樣做就破壞了導演渾然一體的藝術創作。”也許是同為女性的緣故，在合作過的導演中，嚴歌苓最欣賞的是自己的閨蜜——陳沖：“陳沖最懂我，她把我的作品幾乎全讀過了，我們經常一起買菜、聊天，一起打發時間。”
如今，嚴歌苓一年中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柏林，她稱自己是一位相夫教子的普通妻子：“對于我來說，樓上是職場，樓下是家庭。我很喜歡做家庭主婦，也享受做媽媽的感覺，每天晚上，我都會給家里精心準備一頓晚餐。” 在她看來，女人外表美是一方面，而內心的精神氣質同樣重要，“一個內心不空虛并且充滿溫暖善意的女人就是美麗的，在我的腦海里，一個賢良的女人做家務帶孩子，那個瞬間就非常美，也非常性感。”
定居藝術氛圍濃厚的歐洲，嚴歌苓保持著逛博物館、美術館的習慣，看展覽之于她是不可或缺的精神補給，“歐洲的周日，很多商店不開門，人們幾乎只能去逛博物館、美術館。人在一周內，有六天可以為肉體而活，需要拿出一天來滿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她鼓勵大家多去美術館觀展，“當我們的眼睛經常看到一些美的藝術作品，我們的審美能力會自然而然地獲得提升，同時也陶冶了情操。”
在嚴歌苓的生活中，寫作更像是規律日常的工作，晚上九點就寢，凌晨四點起床，心無旁騖地寫上四五個小時，直到榨出她能想出的最后一個字。嚴歌苓享受這樣的寫作狀態，在她看來，寫作是需要不斷訓練的，“我們生活的方式和十年前不同，表達情感的方式也不同，一個作家必須要不斷地訓練自己，才能寫出屬于自己風格和符合當下審美的文字。”嚴歌苓一直將自己定位成一個“講故事”的人，并嘗試著用不同的語言形式進行創作，“我不希望讀者剛讀幾段就說：‘我知道是誰寫的！’我想在創作中呈現不同感覺的文字，也希望大家能讀出我在其中突破自我枷鎖的掙扎。”
攝影記者 余 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