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烈，一個如作家韓少功所說“雄赳赳”的筆名，其后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寫作者，《西湖》雜志今年第7期的新銳。與這個筆名一脈相承的，是她的小說《盤古嶺》的氣質，“那里只有寂寞的凡人小事，但有自然，有歷史，有底層沉默的生命之道，自帶幾分《呼蘭河傳》或《百年孤獨》的大氣”，韓少功一語中的。
這個“大氣”，韓少功指涉的是“心的大”，即余烈惦記和關切的半徑大。她目光投向的，仍然是那個與城市長久對話的鄉村，“命運”二字布滿其間的每個罅隙，每個人物領受著它的巨大力量。余烈如盤古嶺的先民們一樣，領受和承認這種命運，“在山中四季靠著光合作用長大，我愿意臣服于大自然的原則和道義”。她在三十年前的盤古嶺中逡巡、游弋，不過也是在尋求這原則和道義能夠賦予她的，解決當下生活困境中“新的精神疑難”的路徑和可能。
記者：當下青年寫作者自覺轉向城市，即便回望鄉村也像是一個外來者。你的小說《盤古嶺》似乎有所不同，這倒無關于是寫鄉村還是寫城市，只是你的這個小說里有一種純粹：盤古嶺是你所有情感切實的生發地，是血肉的連接。
余烈：對，這種“純粹”的觀感很可能就是因為我的親身參與產生的效果。我一開始立下這個長篇（仍在創作中，未完成）的寫作提綱的時候，就沒有關于人稱、視角、人物設置的猶疑和思量。它是不由分說的，無可置疑的。因為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我出生在雪峰山深處的村子里，七歲隨退伍復員的父親進城生活。在那之前，我跟著爺爺奶奶生活在農村。村里的孩子不論男女，都要承擔一定的農活和家務，但因為大家都心知肚明我日后是要去城里生活的，所以我不必學習干農活。同齡人小小年紀就需要放牛、砍柴，而我卻可以看書、玩耍。就這樣，我從小就成了大山里的“游蕩者”和觀察者。
從記事開始起，我在我的“盤古嶺”感受到的就是交錯聯結的人情網絡、熱情的四野鄉鄰和親人們給我的不求回報的愛。我后來感受到的城市生活就像是這些詞語的反義詞。但我適應得很快，迅速成為了一個在親戚眼中沒有共同語言、愛讀書、沉默、可能還有一點瞧不起他們的城里小孩。盡管如此，隨著年歲的成長，我越來越意識到，我在我的農村親友之中感覺更自在。所以你說，“盤古嶺”跟我是血肉的連接，是非常貼切的。
我起筆很晚，三十歲才開始探索這條道路。二十歲到三十歲中間醞釀著非常復雜的情感，但那究竟是什么，我也不清楚。直到有一天，盤古嶺的故事突然降臨，我想這樣的故事以及故事的發生地是我內部情緒最合適的出口。童年生活就像一棵樹的根部，被土壤包裹起來的部分能產生無盡的安全感和踏實，而地面以上的莖葉因為要獨自面對風霜雪雨難免顯得有些力不從心和無窮的孤獨。無限向外擴張，最終的歸宿也無非是凋零，千篇一律。獨自面對廣闊的世界，是一條漫長的道路，返回根部是一種補給，一種索取。
記者：韓少功在評論里說，《盤古嶺》中“只有寂寞的凡人小事，但有自然，有歷史，有底層沉默的生命之道，自帶幾分《呼蘭河傳》或《百年孤獨》的大氣”。如果試著解析他的這番話，是說你在為盤古嶺做一個文字的存證，自時間深處走來的它，帶著久遠的自然、風俗、天道、歷史，以“我”長成的這三十年間的變化和恒常，繪制了一幅圖卷。其實從青年人的出外打工以及他們的回歸與否中，已經看到了一種變化。你怎么看待這個問題：盤古嶺的歷史與當下中昭示的鄉村的變化？
余烈：從這一點來說，盤古嶺是當下農村現狀拼圖中微小的一塊，沒什么特殊性，已經有非常多優秀的非虛構作品對此進行了掃描式的觀察。我只能說說我親身經歷的這三十年的情形，就像是一大幫孩子在山里出生，在田里茁壯成長，然而青黃不接的時節就被城市收割了。盤古嶺從我這一代人開始投身城市化，漸漸地鄉村小學開始向上級合并，因為村子里不再有學齡兒童，空巢老人陡然增多。我的同齡人在城里落腳安家以后都選擇讓孩子在城鎮里上學，他們開始瞻望下一代智力和學歷的紅利。現在我的故鄉和周邊的村落開始向旅游目的地發展。在這樣的歷史進程中，人的變化是翻天覆地的，而鄉村本身反而越來越退回到原本的面貌，與此同時，我們的下一代如今對鄉土環境和方言已經越來越陌生。
記者：談談小說的細部。你在創作談里提到這個故事洶涌而來，裹挾著主線、人物、結構，其實閱讀的時候有一點感覺，這個故事中的一切仿佛是奔涌出來的，穿流而下。于是結構上的分合有致，小說空間上的放松又內斂、文字上的率性又審慎形成了。
余烈：2014年秋的某一天，我在寫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當時我寫到這里，“任何一個活在俗世里的女人，無不具有天然的動物屬性，希望可以最大程度的擁有男人、孩子、固定的住處。可是這些東西在我身上無法附著。我不知道為什么我的自我想要自我抹滅。一個女人拄著動詞和名詞的拐杖在人間掙扎前行，她卻不想擁有。一定是有什么原因，可是我跟這個原因之間的距離十分朦朧，云山霧罩。”就在這個時刻，盤古嶺的故事突然變得清晰起來，我意識到，從短篇到長篇，自己始終試圖描繪清楚的就是這樣一個女人，她的局限，她的虛空，她的道路，她的命途。而你提到的“結構”和“空間”，是思路變得清晰的那一刻進行的自我建造，頃刻間好像被燈光驟然照亮一樣。這就是“故鄉”題材的特殊性——她是內置的，先行的，我只是這個故事借用的一支筆。
記者：“一切‘過去’都是現在的產物，都是當下現實的魔鏡，有現代心結的靈魂附體……其目的不過是，啟示人與社會的未來方向。”韓少功將你這部小說的立意定在此處，你如何看待他所說的這個話題？
余烈：韓少功老師所說的“過去”與“現在”，這種鏡像內外的通路關系我十分認同。來時路固然無法變更，但當下的立足之處的確可以改變觀察的角度。更改一個落腳點，變換一種身份，我們回頭所看到的人與物的聯結會產生極大的不同。韓老師所說的“回應當下生活和文明的新的精神疑難”觸動了我，實事求是地說，我寫故鄉的故事，正是為了探索我自己在當下生活困境中“新的精神疑難”。在當代農村加速變遷的圖景中，我是其中普通的一份子，如果我個人的敘述能帶來大于一的效果，那或許是因為“我們”的困境是相同的——從更普遍的生存意義上來說。
記者：你創作談中提到“淚水”這個詞兩次，當盤古嶺這個故事來到時，當盤古嶺的人物貼近你的呼吸時，強烈的情感召喚了你的寫作，也更像是一種自我表達的需要。
余烈：我的寫作容易受到情緒的支配，我當然不是一個理智型的寫作者。“流淚”的情況也不止一次，大概因為我的寫作很多時候是在澆灌、融化我內心的塊壘。如前所說，我起筆很晚，三十歲受迫于強烈的自我認同危機感，開始通過寫作釋放一些無法安置的情緒。二十出頭的年紀，我北上南下，有點漂蕩無根的感覺，遭受了生活并不友善的狙擊，遺留在內心的一些難題至今仍需要自己不斷地通過閱讀和寫作去療愈。因此我關注比較多的是如何向內開掘自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