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大先：當代文學對文化傳統的接續

伴隨著新世紀以來現實主義文學的復歸與更新，中華文化傳統的復興也日益出現于文學創作之中。所謂傳統，當然不僅體現于古典的元素、修辭手法、敘述技巧，更重要的是包孕在這些表象底部的價值觀、認識論和精神意涵。傳統有其流動性。傳統總是因應社會的變遷做出自己的調適，經過大浪淘沙不斷流傳下來的有活力的東西，它邊界相對模糊而核心比較恒定，在經過近現代的啟蒙理性、革命斗爭、經濟功利主義的持續性沖擊下，依然瓜瓞連綿，賡續不絕。

“善于繼承才能更好創新”，任何一種傳統都是現實感照耀下的傳統。只有活躍在當下文化建設當中，參與到當代文學與文化的對話里，才是一個“活的傳統”，而不是被博物館化的、僅供展示的存在。

以寫中國故事為旨歸

文化傳統的繼承，在文學上首先體現為涌現出了大批以“中國故事”為旨歸的寫作。近年來，除了曾經著力于形式探索的先鋒小說作家的回歸之外，年輕作家也開始向講故事傳統回歸。比如石一楓的《世間已無陳金芳》《地球之眼》等小說，顯示出綿密的結構和結實的描寫能力，從個人與日常生活轉入到更為宏闊的議題，帶有古典和浪漫色彩。我們可以注意到他的敘述者即便是“我”，在限知敘事中也時常會通過人物回憶、敘述或者第三方的解釋，使得情節具有全知色彩，并且總是會清晰地展現出一個起承轉合的脈絡，給出一個“結局”式的結尾。他更愿意講述以一個有頭有尾有明確主旨的完整故事，這些主旨包括道德、信仰、責任等已經被同時代很多小說作者放棄或者隱匿的宏大話題，這也使他帶有了素樸的傳統小說特質。

編劇出身的陳彥的長篇小說《主角》，試圖以個人性的遭際透視總體性的時代轉型，體量巨大、人物繁復、意蘊豐富、潛藏著多種解讀與闡釋可能，但根底里則回到了對于人的命運的塑造與探討。小說主人公是一個從農村底層放羊娃成長為一代秦腔名角的憶秦娥，從易招弟到易青娥再到憶秦娥，她的名字的更改也伴隨著改革開放40年來的社會大變革。語言接地氣又化用古典，雅俗并呈，方法上則吸收中國戲曲說部的傳統，文本包容了敘述、白描，鑲嵌戲詞，融入了戲劇編劇的技巧。一方面接續了19世紀現實主義的遺產，另一方面試圖對傳統曲藝和說部的敘事形式與語言進行創新性改造，這與小說中戲曲革新的副線相得益彰。小說的內在隱形結構是戲曲的，不停地通過留扣子、埋伏筆、設懸念、解謎題，使得情節如同崎嶇不平的山路跌宕起伏，人物命運的浮沉顛簸與時代的起伏轉合彼此映照影響。憶秦娥是故事的“主角”，其他人物無論是她的4位師父“忠孝仁義”、3個愛人封瀟瀟、劉紅兵和石懷玉，還是對手楚嘉禾等人，都是戲曲化的配角，他們的存在都是為了烘托主角的個性特征。那些有缺陷但又各有其合理性的人物可愛、可憐、可恨復可憫，體現出眾生皆苦的有情傳統。尤其是憶秦娥，葆有了自然未泯的勃勃生氣，未曾被世故所污染的初心，因而能夠在人與社會、時代的復雜關系中守正傳承。

將本土寫意方式引入小說

盡管同樣書寫愛情或官場題材敘事，某些文本嘗試以復古求革新，從語體到格調都汲取了中華美學傳統中意象與意境的手法。比如孫志保《黃花吟》中的黃花市、黃花居、黃花酒、黃花詩……不僅是地理空間與具體事象，更是生存的處境、情感的能指、心理的隱喻與精神的象征。棋社、鼓場、書劍亭之類也屬于現實中少見的異質空間，屬于心靈的投影和胸中之竹。小說中的人物，無論是具有文人氣質的王一翔，還是他的朋友開棋社的閆強大、說鼓書的江松，還是地方家族勢力劉千年父子、官場油子老萬，都屬于高度符號化與抽象化的人物，而不是具有變化與縱深的成長型人物。王妹英的《得城記》則將賈平凹的“廢都”改寫為“舊都”，從語體上來說也是一部堪稱異類的作品，小說所設置的3個女性形象凌霄、艷紅和九米都是類型化的，分別代表了不同的精神境界，而禮財與紅臉漢子代表了不同的人格。因而這些人物性格沒有多少變化，情節也較少轉折，而帶有了百喻經式的寓言色彩。

這些作品將傳統的寫意手法引入了現代小說的創作之中，不失為一種新鮮的嘗試。因為在敘事中摻雜了大量的詩詞，化用融入了很多典故，使得小說具有某種當代“文人小說”的風貌。主人公是在既有價值傾覆、道德失序、情感變遷中載浮載沉的個體，敘述者同樣也沒有確立某種一以貫之的價值觀，無論是人物還是敘述者都是軟弱的普通人視角，顯示出時代變革語境里的價值猶疑。如何在錯綜復雜的時代語境中建立主體性的獨立人格。這些作品以恢復傳統筆法的書寫，提出了問題，做出了自己的探索。這種探索的成功與否尚需要時間的檢驗，但問題無疑是客觀存在的。

對傳統價值觀的提煉與萃取

對于傳統價值觀的提煉與萃取，是接續傳統的重要表現。趙本夫的《天漏邑》對于《周易》卦象的化用就是鮮明的例子。雷是貫穿于小說始終的意象，小說以雷作為背景介紹天漏村的源起，又以暴雨閃電驚雷陣陣做結。小說用《周易》“天下雷行，物與無妄”點題，驚雷讓人驚懼而充滿敬畏之心，從而反躬自省，拋棄人為的虛妄之后獲得長久的順達。所以，天漏村人沒有被浪漫化為“高貴的野蠻人”，也沒有被貶低為有待啟蒙者，而是作為民族性格中厚德載物、剛健有為的歷史承載者與參與者的面目出現。正是在天雷翻滾的天漏村，人的物質生存與精神世界達成了統一，從《周易》到《列子》這些古典傳統所型構的神話原型在當代敘事中獲得了復活。

李云雷的《富貴不能淫》同樣試圖從古典傳統中尋找出理想性價值。小說將現實中的“舅舅”、夢中的白胡子老頭以及歷史中的孟子關聯起來，其實是把民間德性與傳統文化中的精髓嫁接在一起，作為中國的精神底氣。

民間文化中“小傳統”被發掘

葉煒的《福地》《富礦》《后土》所構成的“鄉土中國三部曲”，其重要價值就在于激活了民間文化中的小傳統。這個三部曲有著明確的原型結構，幾乎每一部里都設置了對現代理性來說不可理喻的神秘現象，比如麻姑、土地神、托夢，等等。這個現象饒有趣味之處在于，我們知道現代性世界是一個祛魅的世界，但祛魅的可能只是在“大傳統”層面，在世界的犄角旮旯和人心的幽微細處，總有難以祛除的暗角。葉煒筆下著力書寫的蘇北魯南地域，屬于儒家思想為主導的齊魯文化，即便在那樣一個“子不語怪力亂神”的巨大傳統中，還隱隱約約有著一個不能被科學話語和消費主義所掃除的“小傳統”。這里顯示出傳統自身的多層面性。

傳統總是精華內蘊與藏污納垢并存，繼承傳統也并不是全盤吸收，而總是需要以批判的眼光進行揚棄，只有在文學遺產的基礎上，將現代以來的新文學、社會主義文學、改革開放以來的不同文學傳統中的不同書寫重新加以整合、提煉，才有可能創造出我們時代的鄉土中國、城市中國與轉型中國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