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的汽車記憶

如今，我們的居所已不再局限于某個小區里的某個固定的門牌號碼，汽車會把我們帶往地圖上的另外一個地方并駐扎下來。汶川大地震后，四川的朋友告訴我，許多有車一族晚上是睡在自已的小汽車里的，這時候，汽車是一個避難所，也是一個安全的臨時居所。

前些天，我去4S店剛剛為自己的車做了首保。這是我的第二輛車，審美疲勞使我無法對這锃亮的鋼鐵造型找到一個全新的概念和定義，想來想去，汽車相當于二十多年前家里裝了一部電話，一臺空調、一個大哥大，再往前一二十年，就是一臺電風扇，或老家鄉下的一個半導體收音機。

現在，如果上午九點從合肥站坐上動車，兩個小時就到武漢了。一九九一年夏天，我研究生畢業了，在合肥一家報社謀了一個飯碗，收拾好行李后，早上六點半從武昌傅家坡長途汽車站上了公共汽車，到合肥已是晚上九點多，足足開了十五個多小時，汽車途經湖北英山、河南信陽、固始，由霍邱進入安徽境內。天很熱，殘破的公共汽車里沒有空調，比車更破的道路上揚起源源不斷的灰塵卷進車窗內，人窒息得半死。在大西門三里庵附近一處兩邊生長著蔬菜的路邊下車后，我拎著一卷簡單的行李要去投奔在這里工作的弟弟，可半個多小時沒等到一輛公交車，偶爾有行人路過，都說這里有些偏，沒車了，后來在寥落而暗淡的燈光下過來了一輛摩托車，問去績溪路省外貿宿舍二區多少錢，摩托車手說：四塊，不還價！

坐公交只要兩毛，二十倍的天價。已是夜里十點多鐘，公交早停了，自行車都很少見，又餓又累的我，一咬牙，任宰了。

那一刻，我最尖銳的感受是：為什么要跑到那么遠的鬼地方讀書？將來有朝一日，要是時來運轉能發財，一定要買一輛摩托車。

那一刻，再天才的想象力也不可能想到自己買汽車。

可買摩托車的癡心妄想也很快就熄滅了。

我的工資加編輯費每月有兩百多，而一般單位只有一百多。我拿著兩百多高薪還是買不起摩托車，普通踏板“鈴木”50輕騎要六千多，好一點的摩托要一萬多，所以我在合肥前兩年置辦的最貴重的家產就是四百八十多塊錢一輛的變速自行車，三個月后被偷，其痛苦的情形可想而知。一段時間里，只要見了街上相同的自行車，總覺得那是我被偷的車，總想拽住盤問審查購車發票。這種感覺很不真實，于是花八十多塊錢買了一輛舊自行車。

報社印刷廠在遙遠的姚公廟，編校合一的我們統一打黃面的去印刷廠校對，一些兄弟報社的同仁們會羨慕地說：還是你們有錢，坐出租車去校對，太牛了！

在全民騎自行車的時代，坐汽車是一件奢侈的事情，那時候在合肥打黃面的是相當體面的，能坐上黃面的跟如今坐上“奔馳”、“寶馬”的表情是一樣的，經常在酒店門口見到頭發滌亮的暴發戶從安全系數較低的黃面的里跳下來，神情很優越，他們在酒桌上也會有意無意地說：“車太難打了！”說這話強調的不是車難打，而是打車這件事。其實那時候車并不難打，不是車多，而是打不起。如果打一次黃面的花去八塊錢的話，等于損失了十來碗面條，二十多斤碭山梨，三十幾個土雞蛋。

一個飄著細雪的周末，我和報社幾個同事騎自行車到肥東的一個朋友家喝酒，喝完酒已是漫天大雪，路太滑，車閘失靈，回來的路上，幾個人前仆后繼地摔倒在地，倒地后還在地上賴上一會，以恢復筋骨。好在那年月路上汽車很少加上夜深人靜，所以不存在死于非命的危險。記得回到宿舍已是十二點多鐘。第二天在報社辦公室里，我反省這件事時總結說：我們應該合伙打面的回來，將自行車放在面的后面。有同事說：一輛面的不夠，兩輛太浪費。從肥東到合肥打車每輛二十塊錢，雪天二十五。一個酒沒完全清醒的同事說：什么時候我自己買一輛汽車開著出去喝酒。辦公室里所有人也包括我，在他還沒說完的時候，就都笑了起來。

汽車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是身份、地位、財富的象征，一輛普通的“尼桑”、“藍鳥”轎車在當時的合肥值兩套九十平方米的房子，再好一點的車，如高配的“凌志”、“別克”、“奧迪”等就可以蓋一幢普通的宿舍樓和兩所希望小學。所以說領導干部屁股下面坐一幢樓一點都不夸張。在以自行車為主要交通工具的一代人中，當官除了為人民服務外，很大程度上是能坐上專用的小汽車。多少官場弟兄為了能熬到配上小汽車的級別和職務，頭發大面積脫落，心血如啤酒一樣被歲月耗盡。一九九四年我被組織上任命到一家出版社任副社長，社里有好幾輛汽車，其中一輛“豐田”面包和“三菱”轎車最初我是常用的，出入行走，以汽車代步，不少同學都眼紅，說我終于享受腐敗了。回來一想，我也就真的覺得此事很嚴重，而且確有腐敗嫌疑，于是除了公務，從不動用單位的車，平時上下班跟同事們一道騎自行車。動用公家汽車在我那時候的意識中，不是動用交通工具，而是動搖一種政治素質和思想品質。許多年后，舊事重提，酒桌上又有同學說我那樣做很滑稽很幽默。我啞口無言。其實，汽車的性質一直沒變，而是人們的觀念和思想變了。

如今，汽車已走下神壇，高貴的意義也被消解，同時被損耗掉的還有身份與地位的象征。我居住的小區里一位批發煙酒的小伙子買了一輛“凱越”，他說平時自己玩，偶爾給租賃公司出租，一年能掙回兩三萬，鄉下表侄在百腦匯電腦城租了一個攤位，那天電話里聽說我要從北戴河回來，他主動問我：要不要我開車去車站接你？我問什么車，他說是白色“雪鐵龍”，我說你爸爸在鄉下開手扶拖拉機，你都開上小汽車了。他謙虛地說：如今城里小汽車跟鄉下拖拉機是一樣的。

整個合肥都在堵車，金寨路高架和南一環交口白天就像一個失控的停車場，上下左右、從早到晚全是車，面色蒼茫的車主們手扶著失去了方向的方向盤，在遙遙無期的忍耐中等待突圍......

看匍匐在擁擠馬路上一輛輛舉步惟艱的小汽車，看走投無路時因無意中違規而接受交警罰款的小汽車和駕駛者，看小區里孤兒一樣趴在路邊、草坪、樹下、墻角里的小汽車，你會覺得繁華都市里的小汽車，不僅不再高貴，甚至連基本的尊嚴也打了太多折扣。

時代就這樣在你不經意之間悄悄地就把高貴與卑賤、富有與貧窮、顯赫與平淡、優越與庸常、偉大與緲小重新洗牌了。當你意識到的時候，汽車已經變成了手扶拖拉機。沒有永遠的高貴，也沒有永遠的卑微，汽車如此，人生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