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圓桌|走向寓言現實主義的“變形記”——讀王光龍《長著魚鰓的男人》

走向寓言現實主義的“變形記”

——讀王光龍《長著魚鰓的男人》

江飛

身處漫長的疫情時代，時常會想起卡夫卡和他的《變形記》來。《變形記》的偉大顯然不在于寫一個人如何變成一只大甲蟲，而在于寫出了荒誕的生活背后所隱藏的真實的現實，格里高爾的悲劇命運和臨終前的無限悲涼，越來越讓我們感同身受。在我看來，“生活”（the life）并不等于“現實”（the real），當下國內的某些寫現實題材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所謂“現實主義”作品，常常誤把經驗的生活當作藝術的真實，充其量只是寫了某些生活的表象，卻并未寫出現實以及比現實更加現實的“實在界”，這樣的所謂“現實主義”不是真正的現實主義，而是虛偽的現實主義。

有理論家早已指出，“面對被拜物教扭曲變形的生活，只有具備寓言現實主義的創作意識，即解放意識，才能構建起今天真正的現實主義”。寓言現實主義是基于對現實的解放意識而將生活重組為一系列具有真實寓言意義的故事，從而令已經被遮蔽和扭曲的瑣碎生活重新“回歸歷史”——回到理解它何以發生、為何發生和將要怎樣被改造的歷史進程中。如果說傳統現實主義旨在用“故事仿佛自己在發生”的敘事幻覺來激活人們的認同感，那么，寓言現實主義則通過“故事竟然可以這樣發生”來激活人們用驚異的眼光重新打量我們的生活。作家王光龍有意將其中篇小說《長著魚鰓的男人》（《廈門文學》2022年第12期）視作“魔幻現實主義”，而我則認為這是一部從傳統現實主義走向寓言現實主義的“變形記”。

一場突如其來的洪水，改變了陌上村的既有秩序，更改變了楊千帆的個人命運，或者更準確地說，洪水改變了楊千帆與陌上村之間的歷史關系。楊千帆和襁褓之中的小石榴，作為從天而降的“闖入者”出現在陌上村，被老村長莫成則收留，由此成為一個備受欺凌、卑微生存的“外鄉人”，“整個陌上村像是一個蓮蓬，而自己則是一只外來的蜜蜂，始終和這個村格格不入”。洪水的到來，使他變形為一個“長著魚鰓的男人”，成為這個干旱缺水的陌上村的“拯救者”，并因此而享有至高無上的特權和威望，村民們都聽從他的安排，在柏樹上筑屋巢居，他“單獨占據了中間一個大樹杈，屋子比任何一家的都大”，并娶了一直鐘情的莫家守寡的大兒媳春玉，一時間，他仿佛成了這片汪洋澤國的國王。可惜好景不長，洪水退去，他又迅速被村民們拋棄，甚至他的摯愛春玉也棄他而去。他成為被嘲笑的“住在樹上的魚人”，樹下的土地已被重新分割，已無其立錐之地，于是他再次淪為了一個格格不入的遺棄者。從“闖入者”到“拯救者”再到“遺棄者”，楊千帆的命運隨著洪水的來去而起伏，正如他腋下魚鰓一樣的傷口隨之而開合，他終究做不成“美人魚”，而只能體味到做一個“魚人”比做“人”更像人，多么荒誕，多么充滿戲劇性，又多么意味深長！

作者有意省略了楊千帆的“前史”——那可能是另一個悲情的故事，直接將來歷不明的父女拋入這個干涸封閉的世界，小說最后也并未言明他的生死結局，留有一絲懸念。但可以預料的是，身體的變形雖然已經終結，但人性的扭曲變形才剛剛開始：他拎著錘子在閃電中奔赴大壩的身影，是決絕而險惡的，因為他迫切地需要再造一場洪水，來淹沒這所有的一切，來重新實現自我的價值，來重新建立陌上村的秩序，或者說，來重新改造這個世界。他最想要的，不僅僅是食物，是女人，更是像魚一樣游刃有余、自由自在的自我，是他人最起碼的尊重和認可，而得而復失的失落、疼痛與孤立，讓他決定棄善從惡，鋌而走險——這是人性的必然選擇，也是他者和環境的逼迫，歸根結底，是一個人帶著復仇之心義無反顧地走向毀滅，正如在冷漠的公共性中作為個體性存在的格里高爾不可避免地走向死亡。

顯而易見，作者試圖把小說打造成一個“中西合璧”的寓言。故事的框架是西式的，陌上村成為“世界”的隱喻，楊千帆成為“諾亞”的隱喻，巨大的柏樹成為“諾亞方舟”的隱喻。而故事的內在邏輯和倫理道德又是中式的，比如對外鄉人的歧視與欺侮，陌上村所恪守的宗法制和貞節觀，等等。饒有意味的是，當生存成為第一需要的時候，村民們毫不猶豫地棄道德如敝屣，競相出賣肉體與尊嚴，討好楊千帆和莫少安，將村長和他大兒子的骨灰盒一起拋進了洪水里，并為少了一個人分食物而松了一口氣。人性之惡猶如洪水泛濫，一發而不可收拾，如果不是洪水退去，很難預料誰會成為下一個犧牲者。重新回到陸地耕作的村民，也并未放棄作惡，他們在水里安裝電網，再次將莫少安置入死地：這真是讓人無法回避又無法直面的殘酷“現實”！

“創世紀”的西方故事意在讓人類反省自身的原罪，感恩上帝的拯救，所以在大洪水退卻后，在諾亞方舟上躲避洪水的諾亞和他的家人、動物走出方舟。他建造了一座祭壇，向上帝獻祭，感謝拯救之恩。上帝決定今后不再用洪水毀滅人類，并以彩虹為記，作為他與地上一切生物和好的標記。而小說沒有直接書寫一個司空見慣的鄉村題材的中國故事，而是有意擯除西方故事原有的宗教意味，將現實主義的鄉村敘事融入荒誕不經的寓言敘事之中，從而創造出一個新的寓言現實主義的“中國故事”，凸顯實用主義村民（人類）的不可救藥，冥頑不化，這顯然帶有反思和批判國民性的意味。小說中，作者仿佛不經意地提及，莫成則的大兒子在許多年前也曾掄起鐵錘準備砸開大壩，而被閃電劈死，隨后“天上下起了大雨，村里也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這似乎暗示著，陌上村永無寧日，總會在干旱與洪水之間徘徊往復，也總會有不自量力之人死于非命，這是歷史的輪回，抑或是人類必須要為其永恒之惡經受懲罰的天意，在世界毀滅之前，閃電總會比彩虹先期抵達——這恐怕是小說深刻的寓意所在。

不難看出，這種寓言現實主義通過創作可以破壞故事的故事，來呈現“實在界”的魔力，讓人們不僅看到“故事”帶來的“現實”，同時還看到“現實”是如何參與“故事”的編造，從而讓讀者或觀者“領悟”那些塑造幻象的力量和這種力量的虛弱。從這個意義上說，“寓言現實主義”就是借助傳統的現實主義又破壞這種現實主義，從傳統的現實主義的書寫和描繪中，來發現無法完成自身意義的敘述的東西，也就是被現實主義編碼方式無法編碼的東西——那些“實在界/真實”的碎片，從而令其變成實在界的寓言。

由這篇“樹上的魚人”，我還不由地想起此前曾讀過王光龍的另外一篇小說《樹上的羊人》（《安徽文學》2020年第11期）。《樹上的羊人》是將一個愛情悲劇套進一個成長故事中，既有對仁義道德“吃人”的審視與批判，又有對成人世界的反思和揭示，總體來看，是一篇充滿著含混性、多義性和求解性的成人童話。相較而言，兩個文本成為有趣的互文本，比如二者都有一個名叫“小石榴”的小姑娘，都有一對相依為命的父女，都有不懷好意的一個村莊和一群村民，都有意模糊和淡化時空背景，打破慣常的敘事模式，如此等等。盡管這種模式也可能會成為某種窠臼，但毋庸置疑，作為經過文學理論專業學習的作家，王光龍深諳傳統現實主義的利弊，也知曉現代派先鋒小說的長短，因而既對人在特殊情境下的變形情有獨鐘，又對現實情境下的復雜人性富有洞見，他試圖通過想象力與洞察力的融合，通過寓言現實主義的創造，來“重建現實主義”的新入口。

讓我們的當下創作脫離那些故事講述的刻板方式，脫離既有的觀念模式對作家想象力的束縛，脫離“偽現實主義”的自欺欺人，從而再次顯示現實主義的光輝力量，這無疑是這篇小說的啟示意義所在。

（《廈門文學》2023年第4期）

江飛，1981年生，安慶師范大學美學與文藝評論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學院教授、學術委員會委員，碩士生導師。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復旦大學訪問學者，安徽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安慶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安徽省高校優秀青年人才，《南方文壇》“今日批評家”，主要從事文藝學、美學研究和當代文學批評。已在《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學評論》《文藝理論研究》等權威報刊發表論文100余篇，多篇被《新華文摘》、人大復印資料等全文轉載；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和一般項目等多項。出版《文學性：雅各布森語言詩學研究》《朱光潛盡性全人教育思想》《理想與詩意——江飛文學評論集》等著作。曾獲全國文藝評論獎、安徽省社會科學獎、安徽省文藝評論獎、北京師范大學優秀博士學位論文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