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圓桌 | 史詩下的蒼涼——評嚴歌平長篇小說《沉舟側畔》

史詩下的蒼涼

——評嚴歌平長篇小說《沉舟側畔》

（代序）

曹化根

《沉舟側畔》延續了嚴歌平小說創作中純熟的家族敘事手法，以第一人稱“我”的視角，敘述了上海袁氏家族這一文化世家從民國初年到2014年百年間五代人的命運軌跡，并由此家族各個人物命運的變遷展現出國家百年來的風云變幻。巨筆如椽，穿越廣闊的時空之幕，營造了史詩般的時代氛圍，具體而微地構建起家國一體的文學敘事場景，讀后令人回腸蕩氣。

然而，讀罷全篇，我又感覺到《沉舟側畔》與印象中的家族敘事有明顯差別。一般來說，家族敘事長篇小說在較好把握情節結構的前提下，會深入到日常生活的細部，以大量的動作描寫、對話描寫、心理描寫、陳設描寫、景物描寫，逼真地還原或創設人物的日常生活。由日常生活一步步演繹出必然的矛盾沖突，再從對這些矛盾沖突的解決中完成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刻畫。古典作品以《紅樓夢》為代表，當代作品以《白鹿原》為代表。《沉舟側畔》不能說完全沒有上述描寫，但在我看來，作者顯然缺乏細節描寫的興趣，讀者所看到的主要是人物的行動。而《沉舟側畔》中對人物行動的書寫，也遠遠有別于普通的人物動作描寫。作為讀者，我們能夠跟隨作者理解人物行動的背景與目的，而小說中的人物，在觀察另外一個人物行動時，難免會產生諸多誤解，這些誤解，正是推動小說發展的重要力量。作為袁家第四代長孫的“我”——袁勝平——也是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對曾祖輩到父輩逐漸理解的，尤其是在奶奶去世后翻閱奶奶生前的日記和信件，才逐漸拼合出家族的完整圖譜。《沉舟側畔》就是在讀者視角和小說中“我”的視角這雙重視角下得以推進情節展開活動的。不過，如上所述，小說中，“我”的視角也是有限的，奶奶的信件相當于層層卷裹的芭蕉，由“我”不斷拆解。因此，小說實際是在三重視角的凝視下層層展開。這是嚴歌平敘事方式的新穎之處，可能會被一些讀者所忽視，所以在此簡單拈出。

忽視三重凝視并不影響讀者閱讀，作者在構思時可能著重考慮的是怎樣更好地穿插布局、表情達意。小說中，20世紀初“我”的曾祖母去世后，曾祖父續娶李嘉敏，三年后曾祖父去世，李嘉敏吃定袁家人的性格，為了保住在袁家的地位，把親侄女、就讀于金陵女子師范學校的李維瓊，嫁給了“我”的祖父、華盛頓大學政治系高材生袁恩春。他們生下“我”的大姑袁可芬、二姑袁可馨、父親袁可文。袁恩春回國后先后在幾所名校擔任教授，才高性耿，得罪了不少上層，抗戰爆發，大學西遷，留滬的幾所民辦大學均婉拒聘任，他心力交瘁，在1939年英年早逝，令人扼腕嘆息。“我”的叔祖父袁恩秋早年是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系碩士，因在國民政府任過職，解放后直接影響了堂叔袁可業、堂姑袁可蓮和袁可芳的前程。祖母李維瓊的侄女、表姑李雪清于1940年加入中共地下黨，她的革命思想影響到袁可芬、袁可馨，1949年大軍南下時她已成長為一名軍中干部,可惜后來因意外事件被解職，但她對革命始終毫無怨言。解放后她嫁給許潤章。陰差陽錯，袁可芬、袁可馨后來走上了完全不同的兩條生活道路。“我”的父親袁可文十幾歲就加入中共地下黨，與“我”的母親何欣是一對革命文藝夫妻。袁可文繼承了袁恩春的血脈，一方面年紀輕輕就是名震文壇的作家、電影編劇，一方面又不斷受到沖擊而東躲西藏。改革開放以后，這個家族迎來新生，他們的后代分散在各處發展。袁可芬的兒子從同濟大學畢業考取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筑學博士。袁可馨早年嫁給國民黨空軍上校耿龍祥，80年代移居舊金山，一雙兒女把生意做到海內外。而小說中的“我”袁勝平，就讀于中央美院，以一件具有反思性質的創意雕塑，在美術新潮中嶄露頭角。90年代，下海經商的風潮席卷全國，此時已是老作家的袁可文又一次有驚無險試水成功，不僅賺得盆滿缽滿，而且與袁可馨的女婿聯手，合拍通俗電影，里里外外，風光一時。新世紀到來，袁勝平在伊利諾伊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女兒為她曾祖的博士論文《論對外開放政策》完成了一個中譯本。祖父袁恩春對中國未來開放后的預言再一次擊中袁勝平的心靈。2014年，袁勝平遠渡重洋去舊金山首次看望年邁的二姑袁可馨，姑侄在深度交流中又有難以言說的隔閡。

這樣的梗概可能扭曲了小說本身想傳達的主旨，但有利于讀者從作者紛繁交錯的敘述中理清基本線索。在小說文本中，上述故事結構是一條主線（明線）。小說以住在東北的大姑1983年取道北京去看望住在美國舊金山的二姑開頭，以此聚合家族各類人物，展開多條線索。但有三條副線（暗線）應該注意。一是解放前祖母在四中當老師時的老上級郭啟明，他是上海地下黨組織的負責人之一，退休后又領銜創辦國字號電影公司，祖母和父親一直處在郭啟明的關心與保護之下。二是祖母李維瓊在維系袁家數代親友間的核心作用。三是祖父的著作《論對外開放政策》帶給袁家的榮耀與傷痛。我以為，這三條暗線分別代表了革命、家庭與學術文化。作為名門望族的袁家，學術文化是其立家之本，但在波譎云詭的時事變局之中，袁家的血脈里又澎湃著進步與革命的因子。同時，傳統的因襲、家聲的弘揚又決定了必須維持日常生活的精致和穩定。縱觀中國百年變遷，無論是國家還是家族乃至個人，都很難平衡三者之間的關系。嚴歌平想通過小說探討的，或者寄希望于未來的，就是如何找出一個使革命、家庭與學術文化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之策，避免未來民族、家族、個人在三者之間的撕裂與游走。從這個意義上講，嚴歌平的雄心可謂大矣！但《沉舟側畔》不但沒有給出完美的最終答案，而且彌漫于字里行間的是無盡的搖擺和沖突，是文化精神的日漸稀薄與耗散。也許，這就是作者命名小說《沉舟側畔》的緣由。

小說以塑造人物形象為天職，一切時代的印痕必然烙印在人物身上。《沉舟側畔》塑造了大大小小幾十個人物形象，最成功的是袁可文，其次是袁恩春、李維瓊、郭啟明，再次是“我”，即小說敘述人袁勝平。袁可文形象成功的關鍵點在于其人物性格一貫性與發展性的統一。作為名門之后，袁可文不僅有其智力上的優越，而且有其性格上的灑脫。他在上海開展地下黨工作時期既大膽革命又機敏審慎，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下，袁可文一次次用他創新性的長篇小說和電影劇本轟動文藝界，而且他的身上一直活躍著不安分的因子。他追求創作的自由，但對老上級尊敬有加、對老領導一直心存感念；他忘我地投入工作和創作，疏于對于親情的經營，但對家庭的責任感一直埋在心底；他有政治敏銳性，但有時按捺不住興奮而發表出格言論；他成就很大，但有時不免因得意而翹起小尾巴；他和妻子感情很好，在文藝界算是琴瑟和諧，但有時不免產生拈花惹草的想法。尤其是退休之際又充滿激情地投入商海，展現了袁可文的商業才能和世俗一面，更豐富了人物的立體形象和復雜性格，為當代長篇小說典型人物長廊貢獻了新的“這一個”。小說對祖父袁恩春著墨并不太多，但設宴請客一節凸顯了人物深刻的悲劇性。他是集先進思想和傳統文人性格于一身的現代學者，是當代袁家的精神支柱，他的過早去世給袁家生活帶來轉折性影響，但也促使袁家后代更加認清社會的某些本質。祖母李維瓊是血脈與親情的長久維護者，活著的時候，祖母是家族的穩定器，祖母去世后，依然是袁家家族成員間聯系的精神紐帶。可以說，祖母是袁家生活至暗處的一盞長明燈，是生命的出發點，也是奮斗者的歸宿，比祖父袁恩春有更多的象征意義。郭啟明是袁家革命的引路人和守護者，通過郭啟明，讓讀者看到革命的正義性、組織的嚴密性、道路的曲折性和未來可以預期的前景。而作為小說敘事人的“我”袁勝平，雖不是作者重點刻畫的人物形象，但袁勝平一直跟著祖母在上海長大，并隨著祖母分別在撫順、北京、臨江長短不一地居留過，祖母去世后，他一邊接替祖母與遠在海外的二姑通信，一邊保護著祖母的骨灰盒，并在祖母最終歸葬家族墓地一事上與諸多長輩意見不合，做出令人驚異的舉動。袁勝平繼承了袁家血統，思維創新，但又有明顯的審父意識，對家族成員和相關親友有客觀理性的分析評價，當代中國知識分子形象更加突出。不過，作者沒有對以袁勝平為代表的袁家第四代給出明確提示，倒是用二姑女婿鄒慶、兒子耿明東的企業經營來暗示，袁家的文化學術怕是日漸式微了！

縱觀小說文本，作者以超越地域、民族、階層、權力的眼光俯瞰袁家百年歷史，時空上大開大合，情節上以小見大，反映文化精神的耗散與衰微，有一種無力振衰起敝的傷痛縈繞心扉。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蒼茫的史詩之下，覆蓋著人世與人心的蒼涼。由于當代小說的形式演變和快餐閱讀的持續侵蝕，一些讀者可能會無視作者的良工苦心，所以在此略作點醒。

作為評論者，我讀過嚴歌平的大多數小說。《沉舟側畔》是他60歲后構思創作的最新長篇小說。在我看來，嚴歌平堅守了正宗小說口味，一直以超越和批判的筆調塑造人物，寫出日常生活掩蓋之下的人性，包蘊深刻的社會之思、歷史之思，由此達成了小說較高的辨識度。但我同時認為，這部小說的豐潤度還不夠理想，這牽涉到作者的創作理念和對小說構型的認知，見仁見智，比較復雜。《沉舟側畔》這么宏大的題材，其實可以拓展到30萬字的篇幅，那樣，可能更為豐滿動人。現在，10余萬字小長篇，固然適應了快速閱讀的當下情形，但情節節奏的快速推進，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部分讀者對沉浸式閱讀的深層體味。可見，對于長篇小說，一方面需要辯證看待“短小精悍”，另一方面也是對富有才華的作者體力和精力的考驗。以嚴歌平的才力，我期待著看到他辨識度、豐潤度更高的更為均衡的長篇小說。

2022.5.11

作者簡介

曹化根，畢業于安徽師范大學中文系。中國李白研究會理事，原馬鞍山市評論家協會主席。曾于《中國文藝評論》《中國李白研究》《安徽文學》《作家天地》等刊物發表評論及學術論文百余篇。著有文藝評論集《星光下的勞作》，與人合著《白纻舞及其歌詞的文化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