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派埋首故紙堆，創作者面對的是生活。”梁曉聲說。他穿一件紅底黑格襯衫，端坐鏡頭前，目光如炬，談吐擲地有聲。
在他的寓所里，只有清清爽爽的一個書櫥，里面是一些辭書、工具書供作家隨時取用。書櫥右邊的案牘上安置筆墨紙硯，墻上釘一張枯筆涂抹的山水小景。左側一件古雅的花鳥圍屏，區隔出一方素凈空間供思維馳騁。
梁曉聲出生于1949年，是新中國的同齡人。他出生于哈爾濱市，初中畢業后參加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北大荒揮霍了7年青春。因文才卓著，入復旦大學中文系讀書，畢業后分配至北京電影制片廠從事文學編輯工作。他因創作的一系列知青題材的小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風雪》《年輪》等蜚聲文壇，迄今為止，已累積著述上千萬字。今年8月，他以長篇小說《人世間》斬獲第十屆茅盾文學獎。
對他這一代人而言，長期蝸居于十幾平米的居所，私人空間尚不易得，“書房”一詞尤其顯得奢侈。因此，他反復強調書籍首要用于閱讀，而非放在書架上“裝點門面”。
很自然地，梁曉聲談起他的個人閱讀史。童年時酷愛小人書，少年時代遍覽中外人文社科經典，北大荒的知青歲月精神食糧匱乏，連一份《兵團戰士報》、一本《《俄共(布)蘇維埃政治文件匯編》也捧讀得津津有味。讀大學時，復旦大學圖書館庋藏浩瀚，卻沒有林語堂、沈從文和張愛玲的作品。以至于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他還以為“林語堂”是位古人。
他是閱讀的受益者。那些撼動心魂的故事，一直清晰地鐫刻在腦海中，獵人海力布、盜火的普羅米修斯、剖出心臟為族人指路的丹柯……時隔多年依然以高貴的人性光芒將他撫慰。梁曉聲感慨，小說具有無與倫比的人格影響力。“它既然影響過我，我也希望寫出這樣的作品影響別人。”
訪談
南都：您家十分特別。我們此前想象作家的書房里的書都是積篋盈筐的，沒想到您的書房就是這樣一個書櫥。
梁曉聲：我是一個沒有書房的人。從來就沒有過所謂的書房。在我們小時候，普遍的城市居民的家居面積都非常小，一般家居在30平米就算很大了。
書房這個說法在我們小時候是很奢侈的。我只能從小說里看到，比如《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冬妮婭的家里一定是有書房的。我大學畢業后，最初在北京電影制片廠住筒子樓，只有十一平米大小。十一平米是不可能有書房的。不只像我們這種年輕人只有一間房，當時的一些老的藝術家，比如謝天、于洋，他們住的房子也不過是70多平米。而且家里人口還比較多。于洋家有老母親，他們夫妻倆，再加上于小洋和江江，五口人住70余平米，你可以想象怎么會有書房。
我們就更不要說。11平米的房間，連一個像樣的書架也沒有。就是壘兩塊磚，或者自己釘一個能放書的擱板，能把書放在擱板上。那時候的書也不多，無非就是再版的古今中外的名著，還有些辭書。這種狀況持續了很長時間，有二三十年吧。
我在北京電影制片廠的十年，住房從11平米到14平米，還是那一幢筒子樓里。調到兒童電影制片廠，也就三居室，也不能奢侈地拿出一間房子來做你的書房。2000年搬到這里來住以后，家中的面積會大一點，但是也沒想到單獨辟出一間書房來。
我是一個隨時買書，隨時讀書，隨時清理書籍的人。現在鏡頭里看到的也就基本上是我家居的書櫥了，里面是我常用的書。
南都：在這個隨時買，隨時讀，隨時清理的過程中，哪些書會被您留下來？
梁曉聲：很少。除了一些價格比較貴，可能它是一些攝影集、美術畫集。因為我喜歡這兩門藝術，偶爾閑來無事會翻一翻，就會舍不得。上世紀八十年代又重新再版的一些世界名著，我當時也買過。像司湯達的作品，我那時已經讀過《紅與黑》《母與子》我覺得沒有看過就會買，買完了，看過了，又送給別人。
南都：談談您個人的閱讀史吧。您從小愛讀什么類型的書籍？
梁曉聲：可以說，我沒有讀童書的階段。那個年代的童書也非常少。在我印象中，學校里常有的無非是《兒童文學》《少年文藝》，再小的孩子讀《小朋友》。當時也有比較流行的兒童文學作品，我們記憶最深的就是《三毛流浪記》，還有《大林和小林》。我在小人書鋪里讀到的童話有《狐貍列納德的故事》。當然也讀過安徒生。
通過讀小人書，直接就進入了成人文學作品的領域。上中學之后，開始尋找成人書籍。實際上這種尋找是從小學四年級開始的。并不因此意味著就和小人書告別了。有時候要看成人的書，有時候還是進入到小人書的世界里。因為看小人書類似看電影。它的繪畫極有水平。當時中國有一批極有水平的小人書畫家。還有，你所能接觸到的成人書籍不如小人書的類型和內容豐富。
我們新大院的鄰居家有一戶是收廢品的。當時收到了很多別人家里處理的書籍。在那個時期，又讀了較多的社會學書籍，比如伏爾泰、盧梭、孟德斯鳩，甚至讀到《法國革命史》。在我印象中，我接觸過兩種版本的《法國革命史》，而最奇特的是，我還接觸過寫在大稿紙上的，字跡非常清楚、俊秀的一部翻譯書的書稿，也不知道是什么人翻譯的，也不知道是什么書。可能因為時代原因，無法出版，索性就處理掉了。
那段時間，我在學校里做過代課老師。有時候住在學校的教師圖書館，在那里看到了更多的平時我接觸不到的書。比如《白鯨》《靜靜的頓河》，那時候我已經讀過《簡愛》《紅與黑》等等。
所以下鄉之前，基本上完成了一個時期的閱讀史，跨越了讀童書的階段。可以說把國內已經出版的長篇小說、短篇小說集，包括優秀作家的散文集基本上都看完了。
南都：1968年您高中畢業趕上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在北大荒度過了7年青春歲月，這段閱讀史是否就此中斷？
梁曉聲：下鄉的時候肯定是沒有書的。我們兵團有一份報紙叫《兵團戰士報》。因為交通不方便，到達我們連隊至少要一個星期。只是對開的一份小報。即使那份報也是從這個人手里傳到那個人手里，幾乎把每一行字都讀過。在我們指導員的家里，我曾經看到過一本厚本硬殼的書，叫做《俄共(布)蘇維埃政治文件匯編》，我也會把它借回去讀。因為那種行文和我們讀過的行文還是不一樣的。
南都：1974年您受到推薦，就讀于復旦大學中文系。在大學里是否有一個新的書籍的世界向你敞開？
梁曉聲：復旦大學的圖書館分為兩部分。一部分對全校所有的專業開放，還有一個小的圖書館是中文系的圖書館，書更豐富一些。即使這樣，我也沒有見過林語堂的書，沒見過沈從文的書，沒見過張愛玲的書。這些名字也非常陌生。到我已經成為獲獎作者之后，我才從別人的口中聽說“林語堂”三個字。這個名字給我一種鼓勵，我始終以為他是一位古代的文人。1980年代初，當一位外國記者來采訪我，問到我對林語堂的看法的時候，我確實沒有把握了，也是對著人家的攝像機，我愣住了。盡管我已經讀過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怎么辦》，但我確實不知道林語堂是誰，也沒有接觸過徐志摩的詩。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只有極少數的學院里的研究所的老先生才能接觸到。
南都：現在回想起來，哪些作家和作品對您個人產生過比較重要的影響？
梁曉聲：兒童和少年時期會有一些故事。這些故事在我們課本里也有過。像蒙古民間故事獵人海力布的故事。獵人海力布在狩獵的時候救了一條小蛇，是蛇王的公主。蛇王為了感激他，給他這個那個，他都不收。最后給予他一種能力，是能聽懂百獸的語言。山洪即將暴發，他聽到百獸在奔逃，在議論。他把這個信息告知部族的同胞，希望大家疏散。沒有人相信他的話。最后他只能講出，我為什么有這種能力。而這種秘密是不能告知別人的。他在說的過程中，從腳到頭變成了一尊石像。這個給我的印象很深很深。當然還有希臘神話中盜火的普羅米修斯，他為盜火受的那種苦楚。
我還沒讀中學的時候，讀過高爾基的短文《丹柯》。在一個部族遷徙的過程中，深夜下著雨雪，前方沒有任何方向感，也沒有光亮。人們只是盲目地走著，不知要去向哪里。有饑餓，有寒冷，還有疾病。青年丹柯，在急迫之下，剖開自己的胸膛，把他的心取出來，托在手上。那心像月亮一樣閃閃發光，照著部族的人們走過。我看這本書時非常憂傷。我記得最后幾行字是：當部族過去的時候，丹柯也倒在泥濘中，他的心也掉落在泥濘中，被所有的腳步踏過，遍地碎片，像星星一樣閃閃發光。很浪漫，也很憂傷。這使我領悟了另一種我們文學中的悲劇意味。
小說會影響你很深。因此我筆下寫一個人物，尤其是寫到男人的時候，我常常會賦予他“人格的力量”。這種人格影響力使我感到是一種幸運。它既然影響過我，我也希望寫出這樣的作品影響別人。
梁曉聲，1949年生于哈爾濱市，當代著名作家、學者。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資深教授，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著有《今夜有暴風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雪城》《年輪》等作品數十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