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原深處的村莊

在我父親的履歷表上，籍貫一欄，寫著“江蘇銅山”四個字。銅山“治在徐州”，是所謂的“府縣同城”。我的老家“房上”，離“徐州府”大約20里地，當然，是華里。中國古代，對于“里”并沒有統一的標準，不同時期“一華里”表示的長度也不一樣，“一華里”等于500米，是1929年才開始的事情。據說這個度量單位，既繼承了中國傳統“里制”的特點，又吸收了西方“米制”的元素，是與國際接軌的最先進、最科學的計量單位。

我的老家“房上”，又稱“房十里”，是說十里之內都是“房上”的地界，“房”也帶有“青磚大瓦房”的意思。

舊時，皖北一帶鄉村，“瓦房”是富裕的標志。

那是在淮河以北，平原深處，掩在“兩淮”密集的村落里。淮河流域是中國人口密度最大的流域。2017年10月2日，“十一”黃金周的第二天，我帶著弟弟們冒雨上了“合徐高速”，一路向北駛往平原腹地。時令已是深秋，路兩邊的葉子開始泛黃，若是晴天麗日，正該是燦爛如金。丘陵波濤一般涌來，仿佛一種敘事的節奏，延入綿綿的秋雨里。江淮丘陵為崗沖起伏的波狀平原，屬于平原微丘地貌，有一種“流暢”的美麗。安徽的地貌類型復雜多樣，山地、丘陵與平原南北相間，逶迤排列，北綿淮北平原，東迤江淮丘陵，西臥大別山脈，南迭皖南峰群。

而江淮之間的秋色，來得確比江南，要早上一些。

一

大約是1986年，我做了母親以后，父親開始頻繁地帶我去徐州。那不僅是他的家鄉，還是他工作過的地方，有很多老戰友。工作是地下工作，1948年夏秋之交，他奉命潛入徐州，做淮海戰役的前期準備，落腳在我大舅的家里。他原是“華野”粟裕的部隊，由此轉入 “地下”，也是從那時起，他有了“蘇民”這個追隨他一生的名字。“蘇民”是革命時期的時髦，既有對紅色“蘇維埃”的向往，也有“喚醒民眾”之意。

最近閱讀有關粟裕的回憶錄，有資料顯示，淮海戰役是他打豫東時向中央的提議。而“豫東戰役”是在1948年6至7月之間，由此印證了父親的說法。據父親說，他進城時，組織上給了他十兩煙土做活動經費。我不相信，煙土是什么東西？腐朽的、罪惡的、封建沒落的象征，組織上怎么會給你煙土做活動經費呢？父親說你懂什么？又囑咐我：可不敢出去瞎說！那是“文革”期間，父親被一擼到底，下放到懷遠縣沙溝公社當農民，有時會和我說一些他早年的經歷。我說爸爸，你如果不從部隊上下來，官會做得比現在大吧？至少不會被“打倒在地”。

父親的本家侄子，我的堂兄，是他帶出去的兵，后來做到了沈陽軍區司令員，沈陽軍區是大軍區。父親沉默，過了一會兒說，爸爸當連長的時候，帶的那一連人，如今連一個都沒有了。

他說的是1942年冬，他帶著一連人，路過我的老家“房上”，驚起一村的狗叫。母親披衣而起，支起鏊子，為戰士們烙饃，趕在雞叫之前，把隊伍送出了村子。在父親的講述中，1942年是抗戰最艱苦的階段，“十冬臘月，還赤著腳。”父親回憶說：“哎呀呀，雪下得，那叫大啊！一腳下去，就沒了迎面骨。”父親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好大一會才說：“這么些年，再沒見過那么大的雪了！”

“迎面骨”是我老家的說法，指腳踝以上，膝蓋以下的一段，“迎面”二字，十分傳神。那是我第一次知道“房上”，知道1942年，淮北平原上的大雪。

父親在徐州，先是以軋面條，后是以教書做掩護，潛入車站和機場，繪制軍事防務圖和徐州城防圖。他最終從徐州城里“突”出來時，外圍的攻城戰役已經打響，滿城都張貼著緝拿“共軍探子”蘇民的布告。“已經‘紅’了，出不去了，”父親說：“可前指那邊，還等著我的情報。”“紅”是指身份暴露，“前指”是指淮海戰役總前委指揮部。因為父親的講述，這兩個特殊的名詞，我很小的時候就知道。“文革”期間，王心剛主演的電影《偵察兵》上映，父親帶著我去看，放到緊張處，父親小聲對我說，“爸爸在徐州，比這驚險多了！”這我怎么能相信呢？我笑笑。看我這樣，父親也就不說什么了。后來，在《拂曉報》當總編的表姐夫對我說，“二平，是真的，你爸爸在徐州，可比電影里驚險，差一點點，就出不來了！”

其實早在那一年的10月，父親就已經“紅”了，只是任務還沒完成，不能撤。他最后是帶著情報，潛入到徐州警備司令部警備大隊長的家中，才躲過了大搜捕。父親說兵臨城下，何去何從，你可要看清楚！那警備大隊長說：“逢俠，你說了不算，你得讓你們管事的和我說！”父親本名“潘逢俠”，和此人有點“拐彎子”的親戚，所以才能找到他。父親說我就是管事的，我是代表中共地下組織和你說話！這以后父親在警備大隊長的親自護送下，長衫禮帽，翩然出城，城下一揖道：你放心，蘇民說話算話！1951年“鎮反”，此人在徐州監獄反復申訴，說解放徐州，我是立了大功的，當年蘇民對我有過承諾，共產黨不能說話不算話！父親為此專門去了一趟徐州，為他做證，結果被批為“右傾”，受到黨內嚴重警告。父親說戰役即將打響，情報急待送出，而且當時我也代表組織，許過人家！但這個人最后還是被槍斃了，死前大罵蘇民背信棄義，共產黨說話不算話。

父親帶著三張圖：鐵路樞紐圖、徐州機場圖、徐州城防圖趕到“前指”時，部隊已經打到了城下。父親跟著前來接應的人，趟著大雪進到一個莊子，見到了粟裕和披著棉衣的鄧小平。父親當時赤著腳，鞋也不知什么時候跑丟了。后來，大約是1959年冬，鄧小平不知是專程還是路過宿縣，提出要到雙堆集淮海戰役烈士墓去看看，由父親陪同。鄧小平居然還記得，父親是打徐州時送情報的小潘。雙堆戰役打得十分艱苦，死了很多人，而當時所謂的烈士墓，也就是一片亂墳崗。從雙堆回來后，父親以及陪同的同志，和鄧小平照了一張合影，因為這張照片，父親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父親曾無數次地和我提起，那也不知是個什么莊子？也不知叫個啥名啊？他說我出了城一路往南，跑了差不多整整一夜，總跑了有七八十里地，到天快明時候，才跟著來迎我的人進了村。

不知為什么，他晚年非常想知道，那個村子的名字。

1997年冬，我在皖北一帶拍攝紀錄片，到了曾是淮海戰役前敵指揮部的淮北市濉溪縣小李莊，當時就想，父親當年到的，是不是這個村子？

可惜父親這時，已經去世三年多了。

我那時還不知道蕭縣蔡洼。 1948年12月16日，華野代司令員、代政委粟裕進駐蔡洼楊家臺子，設立淮海戰役前線指揮部，第二天劉伯承、陳毅、鄧小平、譚震林相繼趕到，召開了淮海戰役“總前委”會議。會議休息期間，隨軍記者在蔡洼楊家臺子，為五位首長拍下了唯一的一張合影。在此后的28天里，“總前委”一直設在蔡洼，一直到1948年1月12日，淮海戰役勝利結束。

蔡洼在徐州之南，離徐州大約40公里，正是父親所說的位置。

二

在我的老家“房上”，潘姓是大姓。

但父親卻只有兄弟二人。他們兄弟的感情很好，父親活著的時候，他的哥哥，我們稱作“大爺”的，每一兩年總要到城里來一趟，住上十天半個月。1994年春上，父親去世，安葬之后，我們姐弟六人回了一趟老家。大爺跟前跟后，一個勁掉眼淚，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后來終于開口了，他說平啦，我“老”的時候，“五”得回來啊。我們老家把“去世”簡稱“老”，含有壽終正寢的意思。從民俗單元上說，這里屬于“黃淮海”地區，更靠近中原文化。南宋以來，淮河一直向著黃海拓展著自己的疆陸，河流的造地能力非常大。他說的“五”，是我的弟弟鵬程，大排行老五，但在我們這一房兄弟中，他排行老大。我說大爺，到時候我也回來。他想了想，說你忙，你就不用回了，讓“六”來吧。他看重男丁，雖說在我們家，一向是我主事，他也仍然希望他過世的時候，是弟弟們而不是我回來奔喪。

那樣，他的喪事會很風光。

于是我咳嗽一聲，大聲吩咐道：到時候，別管多忙，你們都得回來！

弟弟們齊聲回答：知道了！

我在我們家，說話是有權威的，所以后來接著大爺病危的電話時，他最看中的我們家的長子“五”，已經在我之前趕回去了。他是當天夜里11點鐘過世了，“五”在他的床前守著。知道我的另外兩個弟弟，正在來的路上，他平靜地合上了雙眼，走得很安詳。

那是2003年，大爺虛齡九十，無論是在我們潘氏一族，還是在“房上”一村中，都是高壽了，是農村所謂的“喜喪”。就辦得很大，大到一進村口，就聽到嗩吶喧天，鼓樂齊鳴，進到莊子里，更是感到一個莊子的人，似乎都忙碌起來了。靈棚更是扎得五彩繽紛，大紅大綠，符合“老喪變喜”的定位；除了我的叔伯妹妹，大爺的兩個親閨女哭得死去活來以外，其余的人并不見悲傷。我匆匆從出差的城市趕到，先按鄉下規矩，在大爺的靈前趴下，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不等我站起身來，邊上的幾個婦女，就大聲教導我說：“哭啊，哭啊！快拉長了腔，哭啊！”我不知道該怎么“拉長了腔”哭，只一個勁掉眼淚；她們卻已經坐成一排，哭天喊地，有腔有調地哭起來了。這就是古人所謂的“嚎啕”，民間所謂的“哭喪”。農村白事中，有專司此道者，為的是渲染悲痛的氣氛，裝點喪家的門面，沒有受過專門的訓練，很難有如此聲勢浩大的表達。

曾聽我奶奶說過，我“老爺爺”的喪事，也是一場“喜喪”，然而一場喪事辦下來，家道卻敗落了。我們老家把曾祖父叫“老爺爺”，他活到82歲，在當時的鄉村是高壽，所以“老殯”出得很排場。他的兒子，我的爺爺，是一個“場面人”，朋友很多，朋友們聽說了，就都趕過來“奠”，這叫“奔喪”。鄉村中，“喪事”是要“奔”的，而“喜事”卻要“送帖”，才能到場。結果“老爺爺”的喪事，前后開了300多桌流水席，開著開著，饃就沒了，我表姑就得現牽著兩匹牲口，去集上馱面。出完殯，我奶奶賣掉了東湖里的四畝半好地，才把窟窿堵上。過去，農村里的白事“人情”，也就是三個制錢的燒紙，俗話叫做“素紙錢”，所以很多人家，出完一場“老殯”，就連飯都吃不上了。

那一回大爺的喪事，辦得很風光。但再風光也抵不上我們這一趟，在馬蘭集遇見的一場“出老殯”，那叫一個排場！幾十輛“小寶車”，浩浩蕩蕩，從徐州城里請來的戲班子，一路鼓樂飛揚。“小寶車”專指小轎車，是我老家的說法。現在的農村，差不多人家的門前，都停著一輛小轎車，雖說不是什么好車，也值個八九頭十萬吧。但孝子們都在哪兒呢？怎么不見有人披麻戴孝，哭喪打幡啊？記得大爺“老”的時候，“出老殯”的隊伍有好幾百人，一律披麻戴孝，兒孫輩打“白幡”，曾孫輩打“鵝頭幡”，玄孫輩打“鷹頭幡”，一人一根“哭喪棒”。就是那一回我知道了，曾孫輩和玄孫輩的孝帽子上，是要“綴紅”的，要不怎么叫個“喜喪”！但不過短短十幾年間，這些古老的喪俗，在鄉村中就不見了。

“鄉土中國”幾千年，這幾十年間變化最大。記得五六歲時，我跟著奶奶回老家，是在離“房上”十里的桃山集下的車。大爺推著一輛獨輪車來接我們，空曠的土路上，不時有“吱扭吱扭”的獨輪車迎面駛過。那是單調而歡快的音樂，已經響了上千年了，串連起綿長的鄉村歲月。而今天，我們的車子風馳電掣，近300公里的路程，半天就到達。還記得那一回一進家門，大爺就拿出半瓶子棉籽油，說娘，看！給你攢下的油！奶奶說廣元你個憨種，讓我說你啥好？娘在城里，啥吃不著啊？大爺就不好意思地笑了。大爺“會過”，他在我們家，炒菜不舍得放油，說油是“引子”，有個意思就行了，還能當水喝啊？“會過”是我們老家方言，儉省的意思。他夏天調黃瓜，愛說“點上一滴香油”，“點”字用在這里，絕了！他大號叫“潘逢軍”，小名“廣元”，我常聽奶奶這么喚他。但父親的小名是什么呢？我一直不知道。他17歲那年，從屋后翻過墻頭，跑出去投了“八路”，解放后就幾乎沒有回過老家。這趟回到老家來，我找了很多人，打聽父親的小名，竟無一個人知曉。

知道父親小名的人，都早已不在人世了。

村子里的變化，實在是大。我堂妹招待我們，根本不自己做飯，飯菜都是從飯鋪子里端，據她說她已經好些年不蒸饃了。“嘁！賣蒸饃的花車，天天打家門口過，費那個事干什么？”我在村頭上，還見過賣烤鴨的花車，賣烤魚烤肉的花車，賣各種鹵菜的花車，確實都是五顏六色。老人們感慨說：“現如今的新媳婦，都不會做飯了，哪像俺那會兒啊！”我從小沒有娘，為了日后能“說”個好婆家，幾歲起我奶奶就教我針線茶飯，尤其是教我烙饃。我烙饃的速度很快，幾秒鐘就搟一張，能跟上“穰柴火”。所謂“穰柴火”，是指麥穰豆葉之類，火很大，不麻利的媳婦，跟不上這么大的火。1987年冬，我在淮北平原上整整浪游了一個冬春，靠著一把剪子一根皮尺，就沒愁過吃喝。進了莊，一般是先找一戶人家，支上臺子大裁大剪，而后就坐在鏊子前，幫人家烙饃。都圍上來看，說嘖嘖嘖！這是哪來的媳婦啊？十里八鄉就沒見過這么麻利的手腳！“現在？”我堂妹很詫異：“現在誰還烙饃啊？熏死個人了！”

鄉村中的滄桑之變，有時也不過幾十年。麻姑說，有一年她路過蓬萊，看見海水又淺了許多，也許過不了多久，這里就又要變成陸地了。她曾經三見東海變成桑田，所以麻姑她并不驚慌。中國人的滄桑感，從麻姑那時，就種下了。突然就想起那一年，我走到濉溪縣雷山鄉一個名叫“大榮岑”的小村子，一進村我就問，這村子是不是“榮岑”兩家，是村里的大姓啊？都笑我，說閨女，你是城里人吧？早年間，榮姓和岑姓確是俺莊的大姓，可如今，這莊里已經沒有一戶人家，姓岑或是姓榮了！而且30年前的大姓單姓，如今也只剩下一戶，是一個孤老太太，吃著隊里的“五保”，天天吃齋念佛。照說這樣的人家不該絕，但還是絕了，而且一絕就絕得干干凈凈，這在鄉村里有個專門的說法，叫作“齋絕子”。剩下的這個孤老太太，每天吃了飯就扛著一柄小鐵鏟，漫山遍野地轉悠，看見路邊田頭有暴露的白骨，就掩埋起來。老太太扛的那柄小鐵鏟，也有一個專門的說法，叫作“陰骨鏟”。

我很驚詫，這是澤及子孫的大恩德啊，為什么反倒“絕戶”了呢？

行走在這片平原之上，我見識了無數個姓氏的興亡。平原上的村莊多以姓氏為名，比如大王莊、徐口子、北蔣町、小李家……但走得地方多了，才知道宋町也可能沒有一戶姓宋，北蔣町也可能沒有一戶姓蔣。不知在如今的“房上”，潘姓還是不是莊里的大姓？也不知我那些潘姓子侄以及他們的孫男弟女，如今都散落在哪座城市的哪個角落？他們還會不會回到生他養他的村莊，往祖墳地上蓬一锨土？在漫長的“兩淮”村落史中，不知有多少姓氏興起來了，又沉下去了，而中國人的生命感，就是在這樣的村落興衰中，彌漫成大滄桑。

三

回鄉的日子變得緩慢，雖然只是一兩天，時間也如同靜止。年輕人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日漸衰弱的老人和婦女，以及幼小的孩子。村莊安靜得很，巷道上幾乎沒有行人。我堂妹家的房子，正對著“房上小學”的大門，“十一”長假期間，學校里門戶緊閉，空空蕩蕩。這是70多年前，父親辦起來的學校，所以我們姐弟幾個規規矩矩，站在小學校的大門前，照了一張合影。

1942年冬，父親左臂負傷，胳膊腫得水桶一般粗，連續多日高燒不退。部隊里的衛生員，去附近老鄉家找來一把鋸子，要給他截肢，父親死活不肯。倒不是怕疼，而是覺得鋸了一條胳膊，就成了殘廢，他當時才19歲，正是愛漂亮的年紀。就這樣，他還捧著一條胳臂出去偵察，父親說漫天大雪，他趴在雪地上大口大口地“喃雪”，心口才不燒得那么難受了。由于久不收口，腐爛見骨，部隊上只好讓他回家養傷。濃烈臘月二十三，父親由洪澤湖轉道“邳睢銅”根據地，然后跟在郝家莊一個私鹽販子的驢馱子后頭，在“天合黑”時候，到了我母親的娘家馬蘭，當夜就把組織關系，交給了路東區委書記朱冬巖。“邳”是邳縣，“睢”是睢寧，“銅”是銅山。我的家鄉，興大年初一上老墳地里燒紙，那天父親剛在墳頭上趴下，就讓馬蘭的偽軍打了埋伏。我奶奶后來說，是東院“三老頭”告的密。但這“三老頭”是誰呢？奶奶語焉不詳。路東區委得知父親被捕后，指示他利用家庭關系“取保釋放”，結果是俺莊地主章孝召出錢，我奶奶的同宗兄弟馬老克出面，把他保了出來。

取保釋放后，父親就窩在村里，這時形勢就很緊張了，遍地是鬼子的據點。父親就找到章孝召，讓他出頭向村里的幾戶地主征集麥穰、秫秸和梁棒，辦一所小學校，由他自己擔任校長，做職業掩護。章孝召就拿大頭，幾戶劉姓地主拿小頭，出資蓋了9間正屋，修了一個籃球場，這就是最初的“房上小學”。此后，程莊、袁洼、萬莊、依橋這些周圍莊上的孩子，就都來俺莊上學。2003年秋，大爺去世以后，我帶著幾個弟弟回來，在這所小學校里站了很久。校舍擴充了，已經遠不止9間，草頂也換成了瓦頂，但是籃球場沒變，還一如當年的模樣。記得當時門前掛的牌子，是“房上中心小學”。

而十多年后的今天，它雖然不再是“中心小學”，校舍卻全部換成了樓房，不但窗明幾凈，電腦、電教設施齊全，還有泥紅色的塑膠跑道，球場也建成了現代化的籃球場。這些年來，鄉村中變化最大的就是學校。但是越來越多的孩子隨父母進了城，很多學校都空了。這幾年，媒體上不時有“希望小學”被裁撤的消息，如果擴大到整個農村小學，銳減的趨勢就更加驚人了。1985年，全國的農村小學是83萬所，到了2007年，減少到了34萬所，大約有59%的學校消失了。如今，又是忽忽10年過去，不知在中國農村，還剩下多少所小學校？

父親在1943年建起來的“房上小學”，還能存在多久呢？

而在今天的“房上”，也幾乎沒有人知道“地主章孝召”。他和他的家族，在“邳睢銅”一帶，曾是多么的顯赫！章孝召祖上做過清朝的云貴督，在地方上很有些勢力，據說過去徐州府的哪一任道臺來了，都要先去他家“拜門子”。章孝召有些新派，在徐州讀過鼎明中學，據父親說，文墨不錯。但父親又說，那是所“私立學堂”，有錢就能上，又念了一段順口溜：“沒有法，九一八；沒有能，上鼎明；沒有局，上私徐。”鼎明、九一八和私立徐中，都是徐州有名的私立學堂，“沒有局”是我家鄉土話，沒有辦法的意思。江蘇第七師范和銅山師范，因為是公立學校，一學期只要交兩塊錢學雜費，還管吃，所以當時很難考。

父親讀的，就是公立運河鄉村師范學校。

這個人我見過，高高瘦瘦，穿戴整潔，是個鄉村知識分子。小時候他多次來我家，憑著和父親的交情，給生產隊買過化肥和馬車。1979年冬，我和父親回老家，曾專門到他門上坐了坐，父親給了他40塊錢。這在當時，是一筆大錢。記得那一回，他稱呼父親“俠爺”。

人民公社時代，地主章孝召是俺莊“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對象，常常被拉著，十里八鄉地游斗。沒想到這段近在眼前的階級斗爭史，不多年就消失在了人們的記憶中，而鄉村中，也不再有馬老克這樣的人物。

馬老克是程莊人，沒聽說大號叫什么。我奶奶活著的時候，常說你“克舅老爺”如何如何仁義，我對他很熟悉。舊社會，一個莊子，或是一個集面，總有幾個熱心出頭的人，排解個糾紛，說和個人情，在各色人等中都“磨得開”，馬老克就是這樣的人。在馬蘭集、曹村、桃山集一帶，不論誰家有事，也不論啥事，只要馬老克到場了，憑著一張臉，就能把事情給平了，所以在我們那一片，官稱“克爺”。

得知父親被馬蘭的偽軍捕了去，馬老克就急慌慌趕了來，說姐！你可千萬別上火，我這就找人去！他后來找到馬蘭的偽軍大隊副，吹吹拍拍，連嚼帶罵，又使了一些銀錢，把父親保了出來。1956年審干，父親的這次被捕被列為重點審查，是因為出面作保的馬老克政治面貌不清，背景復雜。有人說蘇民你看看，保你的都是些什么人？地痞流氓，革命對象，你說得清楚嗎？父親側著頭，不做辯解。

馬老克能喝酒，在我們那一片很有名聲，若是遇上紅白喜事，他能一氣連打幾十桌通關。那時桃山集是十天四個小集，小空集他背一個三斤重的小酒嘟嚕子，大空集他背一個五斤重的大酒嘟嚕子，在集上吃罷喝罷，再打滿滿一嘟嚕子酒回家。“嘟嚕子”是酒葫蘆的意思。1943年，形勢好轉后，路東區委曾接連抓了幾個漢奸二鬼子，有人去找馬老克說和，看見他正抱著酒嘟嚕子，喝得爛醉如泥。

四

“馬蘭集”是我母親的娘家。

鄉間老話：三輩子不離姥娘門，是說親戚間的“走動”，也是說“長相”。

但我長得像我父親，幾乎沒有遺傳“姥娘門”。30多歲我做了母親之后，有一回我姐姐給我看我生母的照片，我的生母前額光潔，面相溫和，和我的張牙舞爪有很大區別。而且母親也不是“小眼”，不像父親，在老家以“小眼”著稱。而“小眼”是我最顯著的標志，它來自父親強大的基因。

我三歲喪母，不要說對姥娘家，就是對我生母，也記憶模糊。記得第一次去馬蘭，大概是我四五歲時，我奶奶領著我走上一座小橋，迎面走過來一個婦女，奶奶讓我喊她“干娘”。后來，奶奶常和我絮叨，說你“麻臉干娘”如何如何，又說：多虧臉上那幾粒“俏白麻子”，沒那幾粒麻子，她可沒這么俊俏！

那個年代，天花還在鄉間流行，臉上有麻子的人很多。若是滿臉黑麻子，當然不會好看；若是只有幾粒白麻子，就會顯得很“俊俏”。 1950年8月，我國境內徹底消滅了天花，今天，“俏白麻子”這樣的形容，已經沒有人知道了。

我奶奶也姓馬，她的娘家是不是也在馬蘭呢？我不知道。她是有“大號”的，大號叫“馬正英”，這在我們那一片鄉村，可是少之又少。按說她嫁到潘家來，就該稱作“潘馬氏”，若是她娘家人，則直呼她為“老潘”。我的一個堂姐潘淑云，嫁到了袁洼胡家之后，我們就改稱她“老胡”了。我奶奶能夠堂而皇之，以“大號”行于鄉間，是因為她人“強梁”，“梁”是棟梁的“梁”，我家鄉特有的形容詞。她在家“居小”，上頭有一兄一姐，但都沒有她能“擔事”。據她晚年自述，因為能干，她娘家一直留她到19歲，才讓她出嫁。這在當時的鄉村，已經是很大很大的老姑娘了。她娘家是個小中農，有十多畝地，和一片果木林子。不知道是什么果木，大約是桃。她的娘家哥，也就是我的舅老爺，長得人高馬大，卻膽小怕事，年年夏天看園子，還得靠她壯膽。有一回，來了個賊，把園子弄得“忽啦忽啦”直響，她哥嚇得縮在棚子里邊，不敢朝外看；她卻把辮子往頭頂上一纏，掂上把鐮刀，就沖進黑地里去了。

她年輕時，有一條油光黑亮的大辮子。

“我就這么，往頭頂上一纏，”奶奶做了一個動作，說：“那賊讓我攆得，滿園子轉著圈地跑。”

那個年代，往頭頂上纏辮子，是一個相當男性化的動作。

她晚年常常一個人坐著，和我絮叨些早年間的事，說起馬蘭集我姥娘家，就夸我大舅厚道。父親也和我說過，他在徐州做地下工作，大舅一家是要擔很大風險的，因此大舅去世以后，他年年去徐州，都要去看望改嫁了的大妗子。大妗子改嫁時，她的大閨女已經十多歲，懂事了，不愿跟她去隨人家的姓，就一個人回到了徐州鄉下。我二十多年前第一趟去她家，她正在馬蘭集上賣油條，家里一貧如洗，堂屋里就擺了一張“軟床子”。但這趟回去，簡直是大吃一驚，不僅屋里敞敞亮亮，家用電器應有盡有，院子也平平展展，四邊栽滿了桃李杏棗各種果木。她竟然還花幾萬塊錢，在家門口挖了一口魚塘。我老家一帶，過去是沒有魚的，我父親到老，也分不清鯉魚、鯽魚、草魚、青魚，更不知道俗稱“混子”的青魚，不能當禮物。有一年春節，他把一條“大青混子”送給了我弟弟的老丈人家，結果鬧出了很大的風波。但今天，我老家的席面上，什么樣的魚都有，靠養魚致富的人家，不在少數。

1980年代，鄧小平以最低的社會成本突破了意識形態，波瀾不驚地瓦解了人民公社，是了不起的政治智慧。如今的農村，早已不是過去的農村，中國人幾千年不能解決的溫飽問題，徹底解決了。大舅的女兒，我的這個大表姐，和我姐姐長得很像，尤其是聲音和笑貌。她的兒女都在外面打工，只小孫子跟著她，在馬蘭集讀小學。她有微信，不過不大會操作，但每天晚上和兒子閨女視頻，也已經足夠了。她的小孫子拿過手機，熟練地加了我的微信，并且立刻和他爸爸通了話，他在淮陰的水利工地上做技術工作。互聯網覆蓋了鄉村，改變了中國人的生活。技術進步是人類無法控制的獨立力量，它對歷史的影響，被我們低估了。

在馬蘭的地面，我很有些感慨，這是我“姥娘門”啊，我母親的少女時代，就是在這里度過。大表姐的小孫子，站在十月的陽光下，笑著和我告別，周邊的果木，異常繁茂。

他的笑容，把日漸凋敝的鄉村，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