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運動與文學創作

足球總是能激起無數的爭論。馬拉多納的“上帝之手”、1966年世界杯決賽的“門線疑案”、布斯克茨的掩面倒地、拉莫斯對薩拉赫的“抱摔”至今都還是人們茶余飯后津津樂道的談資。對于歷史，這些時刻都轉瞬一逝。有時，這一瞬可以快得讓肉眼無法分辨其是否真實發生過。但是，他們所散發的戲劇性魅力都在歷史的畫卷上留下自己濃墨重彩的一筆。

足球的“黑”與“白”

足球的表面是由黑白兩色的球皮拼貼而成。這種黑白分明似乎也昭示了足球運動在文學家和文學評論家心中的兩極形象。阿根廷作家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經將足球運動的流行歸因于愚昧的盛行（Soccer is popular because stupidity is popular）。英國文學理論家特里·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也曾將足球運動看作一種新型“鴉片”，將人們的注意力從改造社會的事業上挪開。誠然如此，出生于曼徹斯特郊區的伊格爾頓還是無力改變他的老街坊們成為曼聯、曼城或薩爾福德城足球隊球迷的事實。如果我們將博爾赫斯與伊格爾頓對于足球運動發展的批評看作足球表面上那一片黑色的球皮，我們就不能忽視那白色的另一半。法國作家、哲學家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也許就是這些白色球皮中最耀眼的那一片。年輕的加繆不僅喜歡足球，而且還曾作為守門員代表他的大學連續兩年斬獲地區聯賽的冠軍。要不是因為身染肺結核，加繆也許還能在足球領域取得更大的成就。當回憶往事時，已步入不惑之年的加繆說過，“這么多年來，我目睹了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很肯定，是足球讓我體會到了道德和責任”。此外，作為哲學家的加繆還曾說過，“生命中的所有哲學都可以在足球場上學到”。在加繆的眼里，足球運動顯然不再是“愚昧”和“鴉片”的代名詞，而是社會的規范、精神的升華和哲學的源泉。也許，我們無法判定博爾赫斯、伊格爾頓和加繆關于足球運動看法的孰是孰非。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諸如此類針對足球運動的爭論將像那黑白相間的足球一樣，在歷史的草坪上不斷向前滾動。

足球運動起源于中國。據史料記載，蹴鞠早在戰國時期就是一種流行的娛樂游戲。在漢代，蹴鞠逐漸成為兵家練兵之法。而在宋代，我國的蹴鞠文化進一步發展，蹴鞠組織與蹴鞠藝人隨即出現。

現代足球運動的原型最早出現于十九世紀中葉的英格蘭。在當時，足球運動被一些英國的貴族公學（例如伊頓公學與溫徹斯特公學）加入課程大綱，作為一種新式的身心素質教育手段以及娛樂休閑活動。而在大學層面，雖然牛津大學在19世紀50年代曾限制在校學生從事足球運動，但是牛津大學的第一個足球俱樂部還是在1950年成立于艾克賽特學院（Exeter College）。24年后，牛津大學足球俱樂部（Oxford University Football Club）第一次獲得了英國足總杯（the Football Association Cup）的冠軍。自19世紀末起，足球運動逐漸由一種英國精英階級的娛樂活動轉變為深受英國各個階層喜愛的大眾體育運動。特別是在英國的工人階層中，足球運動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群眾基礎。

如今，足球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世界范圍內最受歡迎的運動之一。不論是四年一度的世界杯，還是歐洲杯、美洲杯、歐冠、五大聯賽甚至中超聯賽，都會吸引全世界無數球迷的目光。巴西的桑巴熱舞、冰島的維京戰吼、南非的嗚嗚祖啦都彰顯了足球在全世界的受歡迎程度。而這種受歡迎不僅逾越了空間的鴻溝，還穿越了時間的阻隔。貝肯鮑爾肩上的繃帶、伊基塔的蝎子擺尾、巴喬在玫瑰灣球場的背影、齊達內對馬特拉齊的頭擊，甚至蘇亞雷斯在基耶利尼肩上留下的牙印都成了一個又一個經典畫面，被全球球迷廣為流傳，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心靈世界中引發共鳴。顯然，足球不再僅僅是一種體育運動，它已儼然成了一種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雖然足球運動在世界各地的稱呼不同——英國人稱它為football或者footy，美國人稱它為soccer，意大利人稱它為calcio，德國人稱它為Fu?ball，西班牙人稱它為——但是，它在全世界給地區間筑起了一座溝通的橋梁。來自不同文化、不同國家的人們通過足球運動獲得了共同的文化身份，形成了各色各樣的共同體。一件巴薩紅藍間條衫是他們身份的象征，一句“加油，馬德里”是他們共同的話語。一座老特拉福德是他們朝圣的終點，一輪藍月亮是他們一生的信仰。每一名新星的崛起使他們歡欣鼓舞，每一位老將的落幕使他們黯然神傷。每一個進球的時刻是他們歡慶的瞬間，而每一次球隊的失利總是伴隨著他們“你永遠不會獨行”的雄壯歌聲。就這樣，足球成為一種文化，伴隨著他們的春夏秋冬、悲歡離合。

足球與體育文學化

作為文化現象的足球運動與文學作品也頗有淵源。

早在我國明朝時期，施耐庵的《水滸傳》中就有關于高俅踢蹴鞠的描寫。19世紀中期，隨著現代足球在英國的興起，足球更為廣泛地進入了文學創作的視野。奧拉西奧·基羅加（HoracioQuiroga）是第一位將足球作為小說主題的西方作家。20世紀初，基羅加發表了《球場上的自殺》（Suicide on the Pitch），講述了一位在球場中圈自殺的南美足球運動員的故事。同時期另一個將足球與文學結合的例子是法國人亨利·德·蒙泰朗（Henry de Montherlant）所寫的《金門前的十一人》（Eleven in Front of the Golden Door）。在此之后，足球常被各國作家寫入他們的作品。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來自于西班牙語系國家的作家，如卡米洛·何塞·塞拉、拉斐爾·阿爾貝蒂、米蓋爾·埃爾南德斯、弗蘭西斯科·烏巴拉爾、馬努埃爾·巴斯克斯·蒙塔爾萬、羅莎·雷加斯、大衛·羅德里格斯·楚巴、索雷達德·普埃托拉斯·維蘭紐瓦、拉斐爾·阿斯科納、文森特·貝爾杜、哈維爾·馬里亞斯、安娜·瑪利亞·莫伊克斯、胡安·馬努埃爾·德·普拉達、馬努埃爾·伊達爾戈、費南多·費納·戈瑪茲、愛德華多·加萊亞諾、馬里奧·貝內德蒂、胡安·維略羅、奧斯瓦爾多·索里亞諾、羅貝托·豐塔納洛薩等。

除了上述西語系作家外，許多英語系國家的作家也將足球帶入到他們的文學世界，在他們的作品中對足球以及足球文化的發展做出回應。此類作家包括查爾斯·漢密爾頓·索利、杰羅姆·克拉普卡·杰羅姆、約翰·貝鐵曼、亞倫·西利托、霍華德·雅各布森等。

一方面，他們中的一些人是出于自己對足球運動的狂熱喜愛而將足球納入了自己的文學作品中；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們中的大多數意識到了足球運動已經發展成為一種文化現象，與文學想象間的關聯亟待建立。對于前者，他們的文學作品成為一種現實與藝術的交織。而足球運動作為現實世界的象征，成為符號，進入文學世界。而這種現實與文學藝術的融合也再一次引起了文學界關于作家、現實與文學三者間關聯的思考。對于后者，他們的作品則更多地探討了足球運動作為一種文化現象是如何進入文學體系的，這一具體的文化現象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文學作品的生成，以及作家與文學作品是如何對足球運動這一文化現象的發展做出回應的。

與上述作家相比，英國作家尼克·洪彼（Nick Hornby）可以算是第一位真正將“足球小說”與大眾讀者群體聯系起來的作家。1992年，洪彼發表了他的處女作《狂熱球場》。書中，他講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與足球運動間的聯系，特別是其與阿森納足球俱樂部之間的聯系。小說一經出版便好評如潮。僅在英國地區，《狂熱球場》就有超過一百萬冊的銷量。

更為重要的是，“足球小說”的逐步暢銷在文藝評論界催生了一種新的文學身份，即“足球文人”（“Soccerati”）。這一身份的出現不僅正視了足球運動與文學創作以及文學評論間的聯系，而且也為文學創作與評論的未來發展指出了一個新的方向。同時，足球與文學的結合也激發了學術界關于“體育文學化”或“文學體育化”的討論。在這一討論中，體育作為一種更廣泛的文化現象與文學并置。這也為文學創作與評論開拓出了一片更廣闊的空間。弗蘭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曾在其多部作品中對體育運動與階級身份形塑的關系做出暗示。唐·德里羅（Don DeLillo）反復在其作品中選用體育主題，例如《端區》中的美式橄欖球隊和《地下世界》開篇中的紐約巨人隊與布魯克林道奇隊棒球系列賽，借此思考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中的文化演變問題。馬克·吐溫（Mark Twain）、林·拉德納（Ring Lardner）、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與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等作家作品中均流露出了“反體育”的文化傾向。甚至J.K.羅琳《哈利·波特》系列小說中虛構的魁地奇也可以被納入這一范疇的討論。這一討論的未來將會如何？將向哪個方向發展？將會得出什么結論？這些問題的答案，我們暫時還不得而知。但我們知道，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戰鼓已然在俄羅斯敲響。那么，我們何不放下思緒，好好享受這四年一輪的體壇盛宴呢？（作者：黃強，系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