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普希金：成都老人的“百年書影”

人物簡介：

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1837年1月29日），俄羅斯著名文學家、詩人、小說家，現代俄國文學的創始人，19世紀俄羅斯浪漫主義文學主要代表，同時也是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現代標準俄語的創始人，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俄羅斯詩歌的太陽”。

他出生于貴族家庭，童年開始寫詩，在俄羅斯帝國政府專為培養貴族子弟而設立的皇村高等學校學習。學習期間受到當時進步的十二月黨人及一些進步思想家的影響。后來發表的不少詩作抨擊農奴制度，歌頌自由與進步。普希金的主要作品除了詩歌以外，主要還有長篇小說《上尉的女兒》，歷史紀實語的創始人，中篇小說《杜布羅夫斯基》，《別爾金小說集》等。他的創作對俄羅斯文學和語言的發展影響深刻。1837年在沙皇政府的策劃下與人決斗而死，年僅38歲。

1837年1月29日，圣彼得堡郊區。這一天或者晴朗，或者無風，或者微雨？280年后已經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天的圣彼得堡沒有太陽——隨著一聲槍響，38歲的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倒下，俄羅斯詩歌的太陽就此隕落。

太陽隕落，余溫脈脈。在此后200多年的漫長時光里，從俄羅斯到中國，普希金依然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讀者，普希金的作品譯文也不停涌現。但在這些普希金的追隨者里，有一位特殊的成都老人——他用畢生之力，收集了從1903年到2000年間出現的幾乎所有中文譯本，編撰成冊，成為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的著作。

老人叫戴天恩，也是“天府藏書樓”主人，如今已是86歲高齡。

書有聚散 藏書樓的光陰故事

成都華西壩，最有名的地標是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甚少有人知道，在數個醫院之間的某棟小樓里，還藏了一個小小的“天府藏書樓”。書樓的主人，正是戴天恩。

每天清晨7點過，戴天恩早早起床，從臥室出來往右五步，就是自己的書房。和臥室相比，書房更大、采光也更好。6月初的成都，清晨天光澄澈，和以往不同，藏書樓里，剩下的書已經不多了。

“到今年底，所有的書都會送走。”戴天恩打開書柜，瘦削的手一本本摸過去，他已準備定居西昌養老，此前已經運了一批書過去。年底前，所有的書都會送往新家。

這里最多時有近萬本書，是他大半輩子里一本一本淘回來的。為了淘書，他耄耋之年還摩挲著學會了上網。

書籍像友人，總有聚散，最終留在他身邊的只有兩三百本。在“告別”了的“舊友”里，曾經有一批書，和其他的格外不同——200余本各類不同的普希金文集，幾年前被他一一打包，郵到了北京，贈送給忘年之交——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教授查曉燕。

專門收集普希金文集的藏書者——這是戴天恩身上一個少有人知但十分重要的標簽。作為一名非專業人士，他數十年來收集的數百種普希金文集，被他編撰成《百年書影——普希金作品中譯本》，記錄下從1903年到2000年，中國曾出現的各類普希金文集。其中最為珍貴的當屬《奧涅金》——第一個中文全譯本。

書攤淘寶 買到《奧涅金》民國譯本

戴天恩是山西平定人，原籍遼寧新賓縣，1951年考進四川醫學院（現四川大學華西校區）學醫。

“父親喜歡中國古典文學，我本來喜歡文學，后來聽從家里意思，學了醫。”雖然走上了醫學之路，戴天恩的文學夢卻從未湮滅，作為四川醫學院“詩社”第一任社長，他青春年少、朝氣蓬勃，攜友人登峨眉，亦要慨然高歌，“那時候在峨眉山上，我們18名同學迎風朗誦，誦的就是普希金的詩歌。”

1952年，在重慶的一個舊書攤上，戴天恩邂逅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本藏品。這是一本小32開本的舊書，所用紙張為抗戰時期常用的土紙，發黃且粗糙，但印刷尚清晰。封面上印著《奧尼金》，作者名為甦夫。“我一看就知道這本書很難得，馬上掏錢買下。”這本《奧尼金》的價格是2000元（當時使用的是大面額鈔票，1萬元約等于今日1元錢），“買下來一看，是1942年出版的，我沒見過更早的普希金中文譯本了。”

尋找“甦夫” 隔著時空的對話

得到這本書，不僅從某種程度上，開啟了戴天恩對普希金中譯本的收集之路，另一個追求也同時啟幕——尋找“甦夫”。

作為《奧涅金》第一個中文全譯本的譯者，甦夫是誰？這本薄薄發黃的小書，并沒有多做介紹。“甦夫的名字，不見于眾多的工具書，我后來查詢了很多相關資料，得知他又叫蘇夫，馮蘇夫。”對于這名終無緣一見之人，戴天恩心里一直縈繞著關于書的種種疑問，“從這本《奧涅金》的內容來看，我一直覺得，恐怕這本書不是從俄文翻譯的，很可能，是從日文或者英文譯本翻譯的。”

在收集“普希金”的過程中，戴天恩讀過大量的譯本。其中，著名的呂熒譯本《葉甫蓋尼·奧涅金》，給了他一個參考。“呂熒譯本的附錄中，有長詩的第六章第十五、十六及三十八三節的譯文，呂熒介紹是胡風‘從米川正夫日譯本譯出來的，1887年的蘇伏林版中沒有這幾節詩’”。戴天恩對比后發現，自己手中的甦夫譯本卻在第六章中翻譯了這三節詩，“很有可能是根據米川正夫的日譯本所譯。”

在文字考據中，以普希金為線索，戴天恩不自覺地關注著甦夫的一生。甦夫本名馮劍南，廣東人，在東京時著手翻譯《奧涅金》藝術，未譯完而回國，后在桂林工作。

循著甦夫的軌跡，戴天恩來到廣西桂林。

1995年，桂林舉行了廣西抗戰文化研討會。戴天恩將1942年譯本攜至會場。“桂林圖書館未藏此書，特將我帶去的譯本全本復印藏庫，經過多個世紀的滄桑，此譯本現在確已很難找到了。”

以中文出版普希金的作品，雖然始于1903年的《俄國情史》（即小說《上尉的女兒》），但“詩體長篇小說”《歐根·奧涅金》（查良錚譯名）的全譯本，卻遲至1942年普氏逝世105周年時，由桂林絲文出版社于當年九月推出問世。呂熒1944年在重慶出版的長詩中譯本是第一個從俄文翻譯的全譯本，但比桂林譯本晚一年多。1949年后大陸又先后出版了由查良錚、王士燮、馮春、智量及未余和俊邦的五個譯本。

在這次會議上，戴天恩偶遇作家林煥平。“林教授與甦夫早年相識，這本《奧尼金》，甦夫曾贈給他一本。”從林教授處，戴天恩終于了解了譯者甦夫的最后下落，“他在廣西師院中文系任教數年后離去，兩人再未聯絡，據說已經病故。”

終身之書 編纂普希金研究目錄及索引

對戴天恩來說，1995年是一個終點，也是一個起點——一本“終身之書”開始醞釀，1999年5月，‘紀念普希金誕辰二百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召開，戴天恩作為與會代表出席，北京大學俄羅斯語言文學系教授查曉燕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為非文科、非外語類科班出身的普希金愛好者與研究者，在與會代表中，戴先生是最特殊的一位。”此后，兩人多有聯系與合作，為《普希金專刊》編纂“中國普希金研究目錄及索引”。

查曉燕說，戴先生所輯的內容“大大豐富了我原編的補分，并且更正了多處錯誤”。

同一年，戴天恩開始了“普希金作品中譯本”的寫作。

“我在1956年大學畢業前，接觸到上海平民出版社出版的、查良錚翻譯的普希金作品，從此開始系統收集普希金作品的中譯本。”除了半個世紀的積累外，戴天恩為了把所有的中譯本制成圖像，年屆70又開始學習電腦操作。

2005年，“普希金作品中譯本”正式出版。資深翻譯家高莽為此書做序，并評價“書雖不厚，但分量很重。這是一件讓過去的、現在的和未來的中國普希金研究者都感激的事。”

一個遺憾 與1944年版《奧涅金》擦肩而過

時間走到2018年，戴天恩已經86歲了。

1956年從四川醫學院畢業后，他被分配至河南省第三人民醫院做外科醫生，1968年后下放農村十年，1982年調豫北醫專圖書館工作。

30年前，他從河南回到四川，在母校華西醫科大學（現四川大學華西校區）圖書館工作，直到退休。在他的一生里，文學和書籍，是最大的溫柔和慰藉。華西附二院背后的宿舍樓里，他的“天府藏書樓”一日一日壯大，最高峰時存書萬余冊。

“2011年，向臺灣東華大學圖書館捐贈了2000多冊。然后所有的普希金中文譯本，都贈送給了查曉燕老師。”老人清瘦矍鑠，笑意吟然，“書贈知音，這些書，送給她再合適不過了。”

他身側尚有幾百本書籍，準備帶往西昌，在那里度過余生。一切都已安排好，可是回頭看過往悠悠歲月，他心中最放不下的，還是一本擦肩而過的普希金中譯本。

“呂熒1944年首版首印的《葉甫蓋尼·奧涅金》，我在網上看到過一本。”老人目光黯然，“下手慢了一秒，被別人買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