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志鵑的《百合花》及其周邊

1958年，文學刊物《延河》刊登了茹志鵑的短篇小說《百合花》。這篇小說問世以來，讀者和評論家對它的好評就沒有中斷過。以茅盾的《談最近的短篇小說》一文作為發端， “清新、俊逸”、“結構謹嚴”、“富于抒情詩的風味”等評價成為了貼在《百合花》之上的標簽，也成為了貼在茹志鵑這個名字上的標簽。近60年來，有關茹志鵑及其作品的研究也多沿著這條路徑進行開掘。但是，如果仔細品味茅盾當年對《百合花》的評價，就會發現，即使是作為文壇名宿的茅盾，在面對這樣一篇小說的時候，也明顯感到了一種言語上的困頓，這使得他不得不“借用前人評文慣用的詞匯”來概括這樣一部作品。“清新、俊逸”其實是一個非常寫意的批語，它僅僅傳達出了茅盾作為讀者的一種主觀感受，雖然茅盾在后來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分析作品中的結構和語言，但是，這些分析畢竟還只停留在了作品表層，多少讓人覺得有些意猶未盡。而在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敘述中，對茹志鵑及其《百合花》等作品的評價也仍然沒能超越茅盾等人設定下的描述性和概括性的局限。

本文嘗試導入“周邊”這一概念，將《百合花》一文從文學史大的脈絡框架中抽離出來，并把它看作是一個中心，重新構建歷史，去探尋《百合花》與作者之間的隱秘關系，從文本生成的角度對這個文學史“遺留問題”進行解答。

王嘯平的遭際：作為《百合花》生成的歷史事件

很多有關《百合花》一文的研究，都提到了這樣一個事件，即1957年前后王嘯平被錯劃為“右派”。茹志鵑在《我寫〈百合花〉的經過》一文中說：“我寫《百合花》的時候，正是反右派斗爭處于緊鑼密鼓之際，社會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嘯平處于岌岌可危之時，我無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無悲涼地思念起戰時的生活，和那時的同志關系。”結合茹志鵑的創作經歷，對她的這段回憶進行細讀，就會發現其中暗藏著很多玄機。

首先，《百合花》是茹志鵑的創作生涯中絕無僅有的“逸品”。早在1943年，茹志鵑就已經與文學結緣。在《百合花》誕生之前，她已經在各種報刊上發表過十余篇文學作品，并有一部小說集被正式出版，但是，這時大多數讀者們仍不知道茹志鵑是何許人也。而1958年《百合花》剛一問世，就受到了讀者的熱烈歡迎，隨即被《人民文學》轉載，并引起了茅盾、侯金鏡等著名文學評論家的重視。正如侯金鏡所歸納的：茹志鵑以抒情的方式帶動小說情節的發展是“有意識地發揮了自己的某些長處”。如果翻閱同時期有關茹志鵑的研究就會發現，對那些與《百合花》一起被侯金鏡褒賞的其他作品，其他評論家們仍持著一定的保守態度，但是對于《百合花》一文，大家卻不約而同地交口稱贊。可見，《百合花》在茹志鵑的創作生涯中，屬于那種絕無僅有的“逸品”。

第二，從創作題材上來說，《百合花》屬于戰爭主題的小說，這在茹志鵑的同時期創作乃至整體創作中都是比較少見的。這篇小說發表于1958年，小說的第一句話“一九四六年的中秋”就把讀者的思緒拉回到了十多年之前。按照年齡來說，生于1925年的茹志鵑屬于“四五十年代之交走上文學道路的青年作者”，這批作家面對的主要是共和國成立后的新景象，在他們的筆下，憶“舊”的成分往往較少，更多的是對于新生活的書寫和謳歌。他們筆下為數不多的關于舊日里戰爭場景的描述，也是為了以舊社會人民的不幸、軍民一心的艱苦卓絕來反襯新中國生活的美好。而《百合花》幾乎是一篇回憶性質的小說，作者完全將重心傾斜到了淮海戰役的戰場上，全文對創作時的當下社會完全沒有觸及。但是，從茹志鵑本人的日記中，不難看出其在此時關注的重點卻是社會現實。在《百合花》成型前后的幾年里，茹志鵑事無巨細地在自己的日記里記錄下平時下鄉蹲點時看到的點點滴滴，甚至連公社里飼養兔子的品種、種植莊稼的方法也一一記錄在日記上。十分詭異的是，這些在《百合花》的文本中都毫無體現，此篇小說就像是憑空出現的一樣，游離在茹志鵑小說譜系之外。

以上兩點，初看似乎并沒有什么太大的關聯，但是卻共同指向了王嘯平被錯劃“右派”這一事件。再聯系茹志鵑對《百合花》創作過程的回憶就會發現，正是王嘯平被劃為“右派”，才使得茹志鵑回憶起10年前的戰時的生活，才有了《百合花》這部作品。故而，王嘯平被“反右”，則可以被看作是《百合花》生成過程中的重要歷史事件。

那么，緊接著一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在王嘯平被“反右”打倒了之后，茹志鵑的思緒會回到十多年前的淮海戰場上呢？

王嘯平被錯劃“右派”這一事件，對茹志鵑的生活的影響是巨大的，這種影響不僅僅是來源于經濟領域，更來自于對于之前所選擇道路的質疑和困惑。作為一名從解放區走出的作家，茹志鵑堅信自己在政治和思想上的正確性，王安憶在編撰其日記時也認為茹志鵑的情感充滿了革命的成分，但就是這樣一位有著深厚革命根基的文藝戰士，在其丈夫王嘯平被劃為“右派”之后，卻不能完全地認可組織上的決定。

在多年的生活和工作中，茹志鵑對王嘯平的一些所作所為其實是從內心深處贊同的。在被劃為“右派”之前的數年間，王嘯平已經由于劇本寫作的問題與工作單位的領導發生過多次沖突，茹志鵑經常是站在王嘯平一邊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茹志鵑和王嘯平在具體的工作問題上，常常站在同一戰線上，王嘯平被組織認為是“右派”，也為茹志鵑敲響了警鐘，她不得不返回和王嘯平結識之前，返回她黨性、革命性最為堅定的那個戰爭年代，去一遍一遍地檢討自己的思想。這一過程是痛苦的，也使得她開始懷念在戰爭年代中形成的“一剎那里，便能夠肝膽相照，生死與共”的人際關系。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下，茹志鵑的這種痛苦是無法言說的，在無法直敘的精神苦悶下，身為作家的茹志鵑也在嘗試著用其他方式來宣泄自己的情緒。

于是，《百合花》橫空出世了，它游離于茹志鵑創作譜系之外，承載了作者基于現實政治困境而對自己思想的清算與反思，在抒發軍民魚水之情外，還抒發了茹志鵑自己的情感，成為了這一時期茹志鵑不能言說的心理狀態的代償。而王嘯平被“反右”，無疑正是觸發這篇小說寫作的那個“節點”。

“家”：一種觀念的生成

對茹志鵑來說，王嘯平被錯劃“右派”這一事件還極大地影響了她的家庭觀念。茹志鵑對“家”的體認實際上和她參加革命的經歷是息息相關的。

原生家庭帶給茹志鵑的印象并不美好。茹志鵑出生于一個沒落了的生絲商人家庭，在她出生之時，其家庭已經淪為城市貧民。在幼年時，母親去世，父親棄家出走，茹志鵑隨著她的祖母成長起來，并長期輾轉于上海、杭州兩地，寄居于她的姑母和姨母家中。這種流離失所的生活影響了茹志鵑的家庭觀念，同時也給茹志鵑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

但是，茹志鵑對自己悲慘身世的敘述更多地是來自于一種想象性的體認。即使是寄人籬下，在茹志鵑18歲生日的時候，“這家的母親還能想起為她煮兩個雞蛋。這家的父親則會為她和他家女兒，共剪三段旗袍料子，讓她們合穿”，王安憶也認為，茹志鵑“這個幼年失怙的孩子，已經有過一些閱歷，前途茫然，可也不是絕對沒有出路。在姨母朱家寄居，人家至少是接納她的，今天，朱家的后代還對我媽媽與他家結怨感到不解，他們很委屈地說：我們并沒有得罪過她。”這種對舊日生活的棄絕，其根源并不在于經濟問題或是受到了虐待，而是來自身處20世紀上半葉中國社會巨大變革中，隨時代波濤沉浮卻找不到錨定點的個人生活經驗，是一種對于命運的無力把握所帶來的幻滅感和悲哀感。

解放區正為大批茹志鵑這樣的青年們提供了一種想象新的家庭的可能性，這種家庭不是建立在血緣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階級的基礎上。茹志鵑在1943年由上海進入了蘇中解放區。當她1949年以勝利者的姿態回到上海的時候，她在日記里寫下了這樣的文字：“上海，這個東方偉大的都城，記得我離開它的時候，它是一個可怖的城市，我呢！也是一個軟弱的流眼淚的女孩子，我偷偷地離開它。現在，我光榮地以主人翁的姿態回來了。六年，在這六年中，我經過多少事情。人民，戰爭，黨的手把我撫養得堅強了。今天我回來了，真像是個夢。”“解放軍以主人翁的姿態進入這人民的大上海，我也以主人翁的姿態回來了。”不難看出，雖然茹志鵑曾經長期寄居于上海親戚的家中，但是，對于上海這個城市，她顯然是缺乏一種認同感和歸屬感，她找不到一種“主人翁”的感覺，只能在城市中漂泊，并且無力應對這種漂泊帶來的恐懼。但是，當茹志鵑逃離了上海，并從解放區勝利歸來的時候，這種“主人翁”的感覺被階級革命勝利的喜悅所激發，為此，她對自己的精神歷程做了簡要的總結，說：“這因為我這六年的光陰是這么的度過的，是起了一個如何的變化，質的變化。這六年，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把我變成一個不再流眼淚不再悲觀，不再為一個愛人，或一個親人而痛哭流涕，一個革命女戰士，毛澤東的文化兵，光榮的共產黨員，人民的好兒女。”由于幼年失恃，“母親”在茹志鵑的文字中是極少出現的，但是，在少數幾次提到“母親”的場合，茹志鵑所指的都是中國共產黨。當看到自己的小說被結集出版的時候，茹志鵑的心情“是千言萬語也難以說清，千言萬語也難以說盡的。不過，中心也只需一句話，那就是：母親，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市第二次文代大會上，茹志鵑對自己發言的總結中也說：“母親，我們的黨，不正是你的手，拎我跳過了那些石子，避開了那些水坑？……母親，路上的石子，讓我們跟你一起來打掃干凈，水坑我們也會填平。放心吧，母親！你只管帶領我們，像過去那樣，快一些，更快一些地帶領我們前進！”

可見，茹志鵑對“家”這一觀念的生成和認定，實際上是經由革命勝利帶來的主人翁意識而生成的，革命的勝利使這名孤兒獲得了一種對自身地位和身份的確認，而在階級意識的觀照下，茹志鵑也重新在革命的隊伍中找到了自己的親人。繼續保持革命的態度和政治立場的正確對茹志鵑而言，無疑是維持自己和這個新的家庭之間關系的重要紐帶。

在個人生活領域，雖然茹志鵑的日記在其與王嘯平結婚前后的記載是闕如的，但是，從這一時期前后茹志鵑的創作計劃和人物訪談中可以看出，其心目中的婚姻顯然是建立在政治立場之上的。在與王嘯平結婚后不久的1952年，茹志鵑對于婚姻題材小說的寫作計劃可以反映出她對于婚姻的一種態度，她計劃“寫一寫一對工人，一對已經知識分子化的夫妻”，在他們相識于南京永利亞廠，男主人公“在永利亞廠他完成了他生命中的兩件大事：他入黨了，結婚了”。不難看出，在茹志鵑的心中，入黨以及政治上的可靠性和婚姻大事對一個人來說都是極其重要的，甚至，政治上的可靠性比婚姻等個人問題要更加重要。

由于茹志鵑幼年的經歷，“家”這個詞對她而言意義是巨大的，而由于其家庭觀念是重構于階級立場之上的，一旦這個基礎發生了動搖，對其精神上的影響也將是顯而易見的。王嘯平被錯劃為“右派”，不但動搖了茹志鵑對自己政治立場的信心，還動搖了茹志鵑千辛萬苦重構起來的家庭觀念，使她不得不去重新反思“家”的意義。這才使得茹志鵑再次想起自己在淮海戰場上身處革命大家庭之中的種種經歷。茹志鵑只能通過超越自我來克服這種困境，而《百合花》這篇小說正是其超越自我的具體呈現。

《百合花》和茹志鵑：作品與作者的互相生成

以小說《百合花》為中心，通過對其周邊進行考察，可以發現，這篇小說之所以呈現出后來評論者們所津津樂道的“抒情性”、“悲涼”等特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部小說背后承載了大量有關茹志鵑自己的精神秘密。而這些只屬于茹志鵑一個人的苦悶與彷徨，在《百合花》的文本中也有著忽明忽暗的顯現。

一方面，在《百合花》這個文本中，多處流露出茹志鵑對于一個完整的“家”的渴望，這種渴望是藉由作品中人物家庭成員的缺失而呈現出來的。小說中，“我”對于小通訊員的婚姻狀況顯得格外關心，“‘你還沒娶媳婦吧？’‘……’他飛紅了臉，更加忸怩起來，兩只手不停地數摸著腰皮帶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頭，憨憨地笑了一下，搖了搖頭。我還想問他有沒有對象，但看到他這樣子，只得把嘴里的話，又咽了下去。”雖然這一細節在小說中合情合理，但是，作者借著“我”的口一再追問小通訊員的家庭情況則未免顯得關切太過。同時，在整篇小說中，結婚僅僅三天的“新媳婦”的丈夫從來沒有出現過。不僅如此，在1940年代的社會環境下，小說中一個新媳婦就能夠決定是否出借“她惟一的嫁妝”給部隊包扎所去使用，甚至到最后墊在小通訊員身下和他一起下葬也顯得不合常理。如果聯系茹志鵑在《百合花》寫作時期個人的經歷，不難發現，與其作品中人物家庭成員的缺位形成互文的是，其丈夫王嘯平在這個時候被錯劃為“右派”，在其生命中也同樣是缺席的。這種作品人物和作家境遇之間的互文并不是偶然的，其背后實際上是茹志鵑此時因為生活困境而產生的焦慮在文本中的流露。

另一方面，茹志鵑本人在小說中雖然以“我”這個包扎所女同志的形象出現，但在那個“新媳婦”的人物形象中，也能夠發現作者本人的影子。“新媳婦”的存在，實際上成為了茹志鵑在精神困境中對自己信仰的確認以及對自己低徊情緒的超越。早在1947年，茹志鵑作為部隊文工團的戰士參加了沈太鹿地區的土地改革。在土改中，茹志鵑的革命性表現得尤為突出，在面對同組成員顧絳“當開大會斗爭地主，要在當場把他們打死或撕碎，我不敢相信自己掩目不敢看的事情會否發生”的疑問時，茹志鵑認為，這是顧絳立場不堅定的表現，茹志鵑對自己革命性的要求是相當高的，某些場合下，她的言語之間甚至還透露出了一種源自于階級立場的殘忍。而正是這樣的茹志鵑，其丈夫王嘯平卻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被人認為是“右派”，這對她而言，顯然是難以接受的。為此，她必須重返革命時代，在王嘯平缺席的年代中，在自己的思想最為激進的時期里，去驗證自己在新中國成立以來所走道路的正確與否。而小說中“新媳婦”“劈手奪過被子”的行為也正是茹志鵑對自己政治立場的再次確認，它就像是一個宣言，向人們證明著作者的立場，即無論王嘯平是否在場，茹志鵑還是從戰爭年代一路走來的那個茹志鵑。

這樣看來，作為作者的茹志鵑和作為作品的《百合花》之間，其實是一個互相生成的關系：一則，茹志鵑創造了《百合花》這篇廣受好評的作品；二則，《百合花》的寫作過程也是茹志鵑在克服生活困境以及超越自我質疑的過程，圍繞著這部作品，茹志鵑逐漸地走出了生活的陰霾，并對自身的革命性有了進一步的確認。這也解釋了茹志鵑為什么在王嘯平被劃為“右派”之后一度中斷了日記的寫作，而又在《百合花》刊出之后重新拾起了日記本去記錄生活中的種種文學素材。經過《百合花》寫作過程中的復雜心路歷程，茹志鵑檢驗了自己，不再彷徨，并得以繼續用創作來證明了自己自解放區而來的堅定的革命情感。在這部作品清新俊逸的外貌下，時時投射出源于作者本身內心艱苦跋涉的痕跡，這也許正是長期以來評論者們對這部作品皆交口稱贊而又難以名狀的原因。（作者單位：海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