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電影與文學：期待經典，期待高度

本屆上海國際電影節舉行之際，位于上海電影博物館廣場的一間小小書店吸引著眾人目光。以電影、文學為主題，30平方米的空間里高度濃縮著電影誕生百余年來與文學交織發展的關系。

連日來在上海電影博物館舉行的“文學力量·光影綿長——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電影與文學季”多場論壇，聚焦話題包括文學大師經典作品的電影化，也包括新生代網絡文學、文學IP 在影視改編過程中藝術質量和商業利益的博弈。如今，當影視改編的原著被時下最流行的IP取代，重提文學與電影的關系，對上海電影、中國電影來說意味著什么？

影響精神世界還是娛樂消遣？

中國電影自誕生起就和文學有深刻淵源，從鴛鴦蝴蝶派文學與早期電影的聯系，到新中國成立初期對五四文學經典的反復改編，再到新時期電影與文學的雙向互動，電影與文學從來都是互學互鑒，尤其是改革開放后，電影和文學界大討論，成為現象級事件。

“光是謝晉導演的《天云山傳奇》《牧馬人》《高山上的花環》 等影片都有賴于文學基礎，更不用說《巴山夜雨》《城南舊事》《紅高粱》等影片都是根據文學原著改編的。”原《文匯電影時報》 常務副主編羅君是上世紀80年代那場大討論的見證者，她記得，時任上海市電影局局長張駿祥認為當時的電影市場出現了一批庸俗低級的作品；對此，他旗幟鮮明地提出“電影如果真的能夠出現大發展，非得有賴于電影文學。只有電影與文學的結合才能出現電影史上的莎士比亞”。但當時，也有專業人士以好萊塢大片為例，提出了針鋒相對的觀點，“《大白鯊》《侏羅紀公園》《E.T外星人》 這樣的科幻大片并沒什么文學基礎，依然十分賣座”。

當年的討論莫衷一是，而在30多年后，中國電影躍居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場，藝術與市場割裂仍然讓電影人和觀眾困惑。“類似于當年的大討論少了，影片類型也更趨單一。”上影集團董事長任仲倫說，電影市場大了，但有思想、有藝術追求的影片反而少了。上海作協常務副主席、作家孫甘露也感慨：“曾經，中國電影對人的精神世界是有影響的，而現在影響的是人的業余生活，成為一種消遣。文學性、思想性的偏廢，對于電影的多元屬性來說是種遺憾。”

改編IP看重商業性甚于文學性

曾執導《難忘的戰斗》《日出》《生死抉擇》等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導演于本正說，電影對人心的沖擊，正來自文學的深沉觀察。

眼下，文學仿佛離電影遠了，但改編仍是熱潮，只是人們更愿意把被改編的對象稱為“IP”。“過去，電影向文學借力，攀登更高的藝術高度，在文學式微、電影蓬勃的年代，很多優秀文學作品也借助影視改編的力量，獲得更廣泛的影響力。”上海電影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戲劇學院院長石川指出，當原著被IP取代，在IP背后，資本所瞄準的是商業價值。自帶流量和粉絲的文本才能成為IP，改編更看重的不是文學性，而是商業性。

是生產文化大餐還是文化快餐，無論對于作者還是電影人來說，都是一道選擇題。“很多出品方希望三五個月就能把一個作品做出來。”編劇、影評人顧小白說，這樣的節奏導致“大量影視作品拍出來后還不如之前的小說品質”。

任仲倫提到改編自賈大山同名原著的 《村戲》時說：“從今天的市場眼光來看，講土地承包的農村題材是不賣座的。導演問我，不找任何有流量的明星演員，就用農村劇團的演員來演，可以嗎？拍成黑白電影可以嗎？”這些看起來“反市場”的要求都被放行了。《村戲》被中國導演協會授予特別獎，意味著來自同行的肯定。

上海文學與電影聯手打造品牌

上海有深厚的文學傳統，海派作家作品在文壇獨樹一幟，上海也擁有如《收獲》這樣國內最優秀的文學期刊，上世紀80、90年代，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都是《收獲》的讀者，從中找尋好的故事。

金宇澄的《繁花》是近幾年備受矚目的海派文學成果。“關于上海的電影敘事，能否從《繁花》開始重建一種范式？”上海作協黨組書記王偉認為，和《繁花》比肩并起，上海作家拿出了一批描寫上世紀60、70年代到80、90年代的作品，可以期待從中誕生一些改編得較好的影視劇。優秀的純文學作品也可成為IP，要建立起向影視生產源頭推介作品的機制，讓有價值的作品有更多能見度。去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影視市場上，《收獲》雜志即以“收獲故事工場”展位亮相，意味著這家老牌文學雜志通過代理版權，主動介入影視生產，以嚴肅文學為龍頭，帶動各種類型文學創作。上海文學影視創投峰會四季舉行，全面推介文學作品，打出“文學+影視”產業組合拳。

在業內人士看來，中國電影發展到今天，已有一部分人進入商業電影躁動后的沉靜狀態，會有越來越多觀眾提出多元化觀影需求。每年上海國際電影節影展受到追捧，正是這種需求的最直觀體現。重提文學與電影的關系，代表上海電影的一種追求。期待經典、期待高度，期待上海文學與上海電影攜手塑造更具標識度、影響力和感染力的上海文化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