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屆“國元證券杯”安徽文藝創作年度推優活動優秀作品選

月城城區，從地圖上看，形似彎月，面積不大，也無甚顯要特征，但四方殘留的殘垣斷壁和一條干了的護城河為證，它是有過幾百上千年歷史的。斗轉星移，如今城里城外分界模糊，或以稻田和公路為界。城里總共兩個有湖的公園，一到周末，人滿為患；二十層以上的建筑寥寥可數，狹小的巷子倒是隨處可見。余文真全家生活在其中的一個——清涼寺巷。這個巷子既不清涼，也沒見著寺。不過這城里名不副實的地方多——“魚磯”，無魚，無磯，無石，就是一個土丘，現在做垃圾集散地；“明府巷”，不明亮，也無府邸。月城人亦很少較真。這城里有許多的東西失了出路，沒了蹤跡，像一幅龜兔賽跑圖——兔子溜了，烏龜還沒到，畫面上只有幾棵不相干的草。

散文集《回不去的故鄉》

作者/江少賓

在長年累月的閑置里，父親的老屋成了一座廢墟。形同虛設的大門，勉強遮風擋雨。這次回來，父親甚至連鑰匙都沒有帶，他示意我把手伸進門框的最下面，向上托。我有些疑惑，父親胸有成竹，嗓門大了起來，“行哦，你托！”我只好躬身俯首，將信將疑地向門框下面探進一只手，“咿呀”一聲，在我的托舉里，門框上的榫頭果然離開了基石，左邊的半邊門，瞬間就從門框上塌了下來，支開的縫隙，足以進出一個人。我啞然，多少有些吃驚，父親卻很坦然，仿佛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我頓時明白了過來，兒時的記憶瞬間復活了。

兒時，牌樓家家戶戶都是這樣的木門，簡潔而美觀，溫暖而安寧。不過，在歲月的流逝以及時代的變遷里，木門逐漸消失了，整個牌樓，像我家這樣的老房子只剩下三棟。另兩戶舉家遷到了城里，許多年了，再也沒有回來過，包括春節、清明和冬至。好端端的老房子，被主人白白廢棄了，房前屋后雜草叢生，蚊蠅肆虐。其中一棟老房子還是朱家的祖業，朱家人自己說，始建于民國年間。那棟老房子，我們叫它“朱家大屋”，像熟悉自己家一樣熟悉它的結構——進門是一間敞亮的堂屋，左右連著四間廂房。小時候，我們喜歡在最大的一間廂房里“躲貓貓”。廂房里立著兩根水桶粗的柱子，柱子上架著一根立柱形的橫梁，橫梁南端雕著一只鳥，北端雕著一頭獸。走出牌樓之后我才知道，那是一只神鳥和一頭瑞獸，神鳥名“朱雀”，瑞獸名“玄武”。

在牌樓，朱家這樣的祖屋絕無僅有，它幸運地躲過了一次次浩劫，但朱家人卻毫不痛惜，說丟就丟了，像隨手扔掉一塊臟兮兮的舊抹布。有一年清明，我撥開齊腰深的芭茅草，走近朱家大屋，想再看一眼記憶中的朱雀和玄武。那個午后淫雨霏霏，朱家的屋檐下掛著一面面亮晶晶的蜘蛛網，每一面都有篩子大，像羅盤，也像八卦。大屋正面，兩扇菱形的木雕花窗不見了，只剩下兩個黑黝黝的洞口。那兩扇花窗真是稀罕，鏤空雕刻著一枝老梅，老梅的右上方，還停著一只振翅欲飛的灰喜鵲。灰喜鵲，寓意吉祥，是江淮地區常見的留鳥。我慢慢靠近那扇塵封的大門，大門上耷拉著一把銹跡斑斑的鐵鎖。猛然間，從黑黝黝的洞口里飛出幾只灰褐色的鳥，噗嚕嚕，噗嚕嚕，還沒等我回過神來，它們已經消失了。

戲劇評論《黃梅戲的跨文化互動與傳播》

作者/馮冬

《黃梅戲的跨文化互動與傳播》于2022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本論著立足中國黃梅戲，從黃梅戲的跨文化演出與交流、黃梅戲劇目的跨文化演繹，黃梅戲的跨文化翻譯和黃梅戲音樂的跨文化發展四個維度，以國際視野系統地綜述黃梅戲的跨文化互動與傳播現象，呈現其傳播過程、演出積累、適應時代與受眾衍變的規律，伴隨社會歷史的發展而逐步壯大并形成國際影響的全貌，也揭示該劇種發展的薄弱環節和面臨的問題，并提出應對之策。因此，本論著對中國戲曲，尤其是黃梅戲的發展、傳播及“走出去”具有積極的影響和重要的現實意義。

黃梅戲“屬于近代史的產物”。作為較為晚出的地方性劇種，黃梅戲相對于昆曲、京劇而言，沒有輝煌壯闊的歷史和幾近完美而嚴謹的表演程式，但它產生于花部亂彈百花齊放的繁盛時代，深受吳楚文化的滋養，在漫長的成長過程中不斷吸收歌舞、說唱等藝術精華，向更為古老的、成熟的劇種學習，從兄弟劇種中借鑒，以率真、質樸、自信的文化精神和實踐品格在積極順應時勢中發展壯大，在南征北戰中不斷拓展著自身的影響力，甚至在全球范圍內傳播流布，不但為異域文化提供了新的藝術借鑒，還能從中提取有利信息為自身開拓新的發展途徑。特別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到來，黃梅戲豐厚的情感凝結及藝術特質彰顯了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成為中華文化在“走出去”的戰略背景下，增強自身競爭力與國際影響力的有利資源。

安徽一直是中國詩歌的重鎮，僅就現代安徽詩歌而言，就出現了群星璀璨的局面。陳獨秀擅寫舊體詩，胡適的白話詩嘗試，湖畔詩社的汪靜之出版《蕙的風》時才年僅20歲，新月派代表詩人朱湘被認為“代表了中國十年來詩歌的一個方向”，方令孺、方瑋德出身桐城名門，詩作意境不俗，還有“時代的鼓手”田間。當代安徽詩人也是名家輩出，影響深遠。韓瀚、劉祖慈的詩歌振聾發聵，梁小斌的朦朧詩享譽中國，海子的詩歌朝向神性的高度，還能數出很多有影響的詩人詩作：沈天鴻、楊鍵、陳所巨等。

文學評論

《理想與詩意——江飛文學評論集》

作者/江飛

本論著基于文學史的立場，以文本細讀的方式，對當代中國文壇尤其是安徽本土作家（如魯彥周、石楠、潘軍、洪放、胡竹峰等）作品進行了廣泛掃描和細致觀察，力求多角度、多層次地揭示出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學張揚個體精神、抒寫底層情懷、尋找理想詩意、重建精神信仰的內在特性和獨特價值。觀點突出，學理清晰，個性鮮明，切實踐行了“在場”“對話”“求真”的批評觀念和方法，體現出一位“80后”批評家為重建文學批評的“文學”本體所做出的努力。

酒旗風暖少年狂——胡竹峰散文論

胡竹峰熟諳“賦比興”的傳統，尤其善于用“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朱熹《詩集傳》）或以甲作家與乙作家相比，或以有形之物比無形之物，均形象妥帖，各得其妙。比如，“從文體上說，魯迅簡練如刀，一刀見血，三拳兩腳擊倒對手。周作人剛柔如鞭，看起來舒徐自在，鞭力過去，如秋風掃葉”。又如，“汪曾祺是泉眼無聲惜細流，一江春水向東流。孫犁是半江瑟瑟半江紅，無邊落木蕭蕭下。汪曾祺是紛亂塵世中的清清簫音與緩緩笛聲。孫犁則是離群索居時的幽幽塤咽和淡淡琴韻”。如此等等，幾乎每篇之中皆有。朱光潛曾說，“一切價值都由比較得來”，誠哉斯言！借此，我也試有一比：胡竹峰的散文是電影里的文藝片，是繪畫里的文人畫，是音樂里的抒情民謠，是建筑里的中國園林。

文學評論

《底層敘述、人民性與文學良知

——許春樵長篇小說論》

作者/彭正生

許春樵是一位入世色彩濃厚的當代小說家。他的長篇小說以當代社會的歷史轉折和時代變化為對象，聚焦底層人物的悲歡離合和喜樂哀愁，呈現出社會轉型過程中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處境，具有強烈的現實精神和當下意識。許春樵以切近體驗和主動介入的方式進入小說世界，對底層人物的命運給予凝神注視和深度關切，顯示出鮮明的人民性價值立場。在許春樵的長篇小說中，他似乎刻意放大和泛化小人物的精神亮點和優良品性，彰顯出知識分子的文學良知。

百年中國新文學，以民間、底層為表現對象的人民性敘事在價值取向、情感態度上主要可分為啟蒙主義和浪漫主義——以魯迅為代表的啟蒙主義作家傾向于以審視、批判和否定的態度揭示底層社會與民間世界，以沈從文為代表的浪漫主義作家則以欣賞、認同和肯定的態度對底層社會與民間世界予以美化。由于時代和文化語境的變化，許春樵長篇小說的人民性既有繼承性，也有突破性。許春樵延續了浪漫主義人民性對底層（民間）道德的認同，但削減了它的牧歌似的幻想性，更具有現實性；他改變了啟蒙主義人民性對底層（民間）的審判和反思，卻保留了它的人道主義的同情態度。《放下武器》中悲憫地寫出了作為普通人的鄭天良在官場的掙扎，以及人性面對權力和金錢擠壓而逐步淪陷的過程；《男人立正》則展示了消費時代卑微人群的生活情態，極大地彰顯了底層人物的道德力量；《屋頂上空的愛情》則書寫出底層知識分子在商品社會里艱難生存，且頑強抵抗沉淪、守護良知的境遇。在此，許春樵似乎希望“借助于人民性重新喚醒消費社會中知識分子的道德良知，喚醒他們內心中的人道主義同情，喚醒他們作為社會的精英所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