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假設下的老年凝視、鄉土鏡像與人性癥候 ——評李鳳群的長篇小說《大望》

在2020年初的巨大的新冠疫情期間，很多人都封閉在家里。文學評論家們，在幽暗的書房中，想到了馬爾克斯的《霍亂時期的愛情》，想到了薩繆的小說《瘟疫》，甚至想到了一些中國當代小說家所寫作的有關瘟疫的小說，比如畢淑敏的舊作《花冠病毒》。而我卻第一時間想到了古希臘的悲劇《俄狄浦斯王》。在我的記憶中，《霍亂時期的愛情》有將瘟疫浪漫化的嫌疑，而《瘟疫》則有把瘟疫抽象化和哲學化的傾向。唯有《俄狄浦斯王》敢于堅持不懈地追溯瘟疫發生的原因。

也就在2020年這場疫情的減緩時期，李鳳群發表了她的長篇小說《大望》（《花城長篇專號（2020春夏卷》，花城出版社）。這部小說嚴格來說，并不涉及疫情。它只是講述了趙錢孫李四位老年人突然遭遇了集體被兒女“遺忘”的事件，講述了他們被“意外隔離”后不得不回到他們曾經生活的村子，——長江邊上的大望洲，為了能夠恢復與兒女的聯系和沖破困境，他們做出了種種努力，經歷了種種心理和身體的煎熬，以及對于存在意義的種種觸摸，他們在困境中對遭遇“隔離”做出追問。

1、敘述的困境假設與疫情圍困的投射

《大望》的整個故事，都處于一種文學中常見的“假設困境”的籠罩之下。趙錢孫李四個老人，無端地失去了和家人的聯系：做過鄉下赤腳醫生的老趙，早晨到離兒子在上海所住小區不遠的公園溜達回來，毫無征兆地就被兒子和孫子遺忘了；做過十九年民辦教師的錢老師在轉場去安徽開城二兒子居住的時候，那個叫開城的地方發生了變異；做過好幾年村主任的孫老善，也同樣在早飯的時候被兒子視為空氣；剛回國不久的農婦老李也和遠在日本的女兒失去聯系。他們的個人身份在公安的系統上也找不到了，面對面的兒子也不認識他們了，他們子女的電話都打不通了，并且對面不相識了；他們只能彼此聯絡以及與無關的人聯系。他們與那個熟悉的環境，瞬間被生生地被割斷，變得陌生了。于是，他們不得不結隊回到曾經居住的大望洲。《大望》在小說的開端，就在簡短地介紹了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人生勝跡和彼此關系之后，講述了一場突然降臨在四位老人身上的莫名其妙的“失聯”事件。這場事件幾乎就如同幾年前某國客機失聯一樣的具有戲劇性和令人不可思議。一種無法命名的異象攫取了他們的人生。

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與家人的失聯，顯然是荒誕的，尤其是在小說的寫實語境中，更是不可思議。但是，這種困境假設，無論是在古代神話還是現代主義文學中，又都是非常常見的。比如童話中王子突然被巫師變成了野獸，比如天降災難（比如洪水、地震、海上的船舶失事）將人群困于荒山、孤島、地下室、古堡等某種絕境之地。現代主義文學特別喜歡在寫實語境中營構“假設”性的困境敘事。比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就通過變形的手法，將推銷員葛里高利變成了大青蟲，而潘軍的話劇《地板》則通過假設性的突然地震把一群人至于封閉的地板之下。還有如一部叫《同船共渡》的小說，通過一群人共同乘坐的船的沉沒，將一群人置于救援無望的困境之中。雖然“困境假設”的敘述套路非常常見，但是，它們所表現的荒誕程度卻不盡相同。比如船舶的突然解體，比如突然降臨的地震等，都因為有科學的根據可尋，這種困境設計本身只具有敘事意義，也就是說它只是普洛斯特所說的“一種純粹的程序”[ 【法】馬賽爾· 普洛斯特《通信集》第19卷，普隆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頁。轉引自張新本《論<追憶似水年華>的敘述程式》，《國外文學》1998年第1期。]。只有卡夫卡的困境假設才特別的荒誕，原因是葛里高利作為一個正常的人，他卻在早晨醒來突然就變成了大青蟲。而這種變成大青蟲的假設，在古代的童話中，是屬于符合邏輯的設計，但是，在科學主義語境下，它變得極為荒誕了。李鳳群的《大望》雖然沒有把人變成大青蟲，或蟋蟀（如《聊齋志異》），或烏鴉（如余同友的《白雪烏鴉》），但父子對面不相識，同樣是不可思議的。我估計，李鳳群可能受到了當代科幻小說的影響，而突發奇想設計出這樣的具有科技背景的超現實情節。

《大望》在敘事上也挪用了《十日談》式的多人輪流講故事的敘述方式。所不同的是，《十日談》只是以瘟疫為背景，給講述故事提供一個契機，把種種故事穿起來，而《大望》中的趙錢孫李四位則已經為突然降臨的災難所攫取和控制。《十日談》中所講述的是“他人”的故事，而《大望》中講述的都是主人公“自己的故事”。《大望》中的主人公無法做到冷眼旁觀或娛樂他人，切身的生存危機，使得他們假如要娛樂他人，最后都成了娛樂自己。趙錢孫李四人在困境中的對抗遺忘下的話語，與其說是講述，不如說是體驗和懺悔。《大望》的現代主義敘事中的“囚徒困境”和“危機拯救”又都是《十日談》所沒有的。《大望》看上去是一部小片，實際上是一部極具現代感的影視大片。《大望》實際上挪用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意義。

據我說知，小說《大望》構思于疫情之前，但卻成書于疫情之中，而且小說中又涉及到疫情內容。但我認為，所有的隱喻都產生于語境，就是《大望》沒有涉及2020年的疫情，當它發表于疫情的語境中的時候，它的意義也不可避免地放射性的波及疫情敘事。《大望》隱喻了疫情中的種種現象，比如以“突然降臨”的為兒女所遺忘，來隱喻災難降臨的突發性；比如被動的隔離與封閉，隱喻了疫情時期最常見的社會管理手段。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將小說中所說到的隔絕和封閉，看作是疫情時期社會話語的轉場運用，或者看作是對疫情時代的一種隱喻。疫情話語的移植和現代主義的變形故事套，從現實體驗來說，完全可以認為是來自于2020年的新冠疫情種種社會感受的投射。

《大望》中的疫情指喻，既是來自于其社會文化語境，又是疫情體驗的提煉。所有的現代主義創作都喜歡運用困境故事套，這說明了《大望》這部看似寫實的作品的現代主義藝術的本質，荒誕比真實更真實。

2、老年危機的凝視與鄉村荒蕪的聚焦

現代主義創作，大都屬于深度敘述的范疇，這種小說都有表層語義和深層語義兩個層面。就《大望》來說，拋開小說的困境假設的故事套不談，它在敘事層面直接涉及的人物和地點就只有兩個：四個陷于絕望的老年人；一個被拋棄的荒蕪的大望洲（故鄉）。敘事文學有三要素，時間、地點和人物。由于《大望》敘述中所展現的物理時間看上去只有三個月，但實際上，其時間在敘述中處于停滯狀態，是沒有長度的，所以，在表層敘事意義層面，可以不考慮，而只考慮人物和地點。人物，就是趙錢孫李四位老人；地點，就是荒蕪的大望洲。《大望》顯然就是利用“困境假設”來聚焦當代社會的老年社會危機和鄉村危機。強烈的社會問題意識，是促使作家在敘事上設計出“困境假設”的根本原因。

《大望》可以說老年社會的危機鏡像。趙錢孫李，四個人物，在小說中都是個性鮮明的獨立個體，但李鳳群顯然有意將其指向一個在中國當代社會日益受到重視的社群——老年社會。小說中的四個老人，巧合地就叫趙錢孫李，因為這是取自《百家姓》第一行的四個姓氏，它就具有了泛指的意義，就具有了指向群體的功能，它是一個集體名詞，因此，趙錢孫李實際上指向了整個老年人社群。《大望》所講述的老年人的被社會拒絕和隔絕的生存危機，在當代社會文化中，溢出了小說語境，而與中國當代社會的老齡化，取得了意指上的契合。所以，放到當代中國的社會語境中，《大望》似乎所講述的就是當代社會的老年化危機。

李鳳群通過鮮活的小說敘述，展示了老年社會的種種癥候。小說中的四個主要人物趙錢孫李，他們都已經過了能夠在社會中工作養家活口，或者獨自支撐的歲數。當他們在小說中出場的時候，一個個要么就是寄身在兒子家里幫忙帶孫子，要么就是身不由己地照顧被他人收養的殘疾女兒，要么就是在兩個兒子之間來回倒騰的寄食者。而且，作為從農村走出去的老年人，他們沒有養老金，沒有固定的養老場所，只能寄希望于兒女能夠贍養他們。作為這樣的一群老人，他們最大的隱憂就在于兒女對他們的遺棄。而在小說的敘述中，老人們的擔憂和恐懼的未來，恰恰轉化為了現實。他們被兒女拒絕，他們被曾經的學生拒絕，他們被派出所的人拒絕，他們被路人拒絕。系統性的拒絕，驅趕著四位老人逃向大望洲，不得不遁入一個被無形之手封閉了隔絕世界。這種拒絕在小說的虛擬語境中，當然屬于一種天降災難，但這恰恰是現實社會中諸多老人被遺棄的社會事件的集中投射。

但《大望》中真正的驚慌并不在于被災難隔離，而在于趙錢孫李等老人被社會隔離后的生活境況和生存危機。這些老人身上沒有身份證件，口袋中沒有多余的錢糧，生命中沒有親人的照顧和支撐，精神的頹喪，未來的迷惘，都促使他們時時處于死亡的邊緣。人生暮年的種種的身體和精神癥候，都集中地爆發了。比如身體功能的老化、記憶衰退、老年癡呆、腿腳不靈、失聰、視力模糊、譫妄、認知障礙、生活自理能力喪失、情緒失控、營養不良等等，以及他們種種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無助、絕望、焦慮、幻滅，甚至自戕。隨著困境敘事的持續，死亡的陰影已經逼近，甚至肉身的腐臭的氣味也已彌漫于空間。李鳳群將種種老年疾病（包括身體和精神）都在趙錢孫李的身上試驗了一遍，以表現喪失外援和親情支撐后的老年人的老年困境。小說寫出了老年人的生活狀態和生命處境，以及這一社群的被社會邊緣化和被拋棄的命運。這是一個由突發的災變所造就的受難的“命運共同體”。雖然四位年老者與其子女的失聯只是基于一種假設，但它同樣是一種對生命存在可能性的暗示。

在中國現代文學中，比如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老年人經常被作為民族國家符號和啟蒙對象而活躍于敘事之中，而李鳳群在《大望》中幾乎不觸及民族國家寓言，她將這些老年人還原到日常的生命狀態之中，書寫他們作為生物和精神個體的人的生命狀態和人性素質；并且，利用“困境假設”塑造了一個老年社會和與之相伴隨的集聚的災難鏡像。零星的老人被拋棄的事件，往往被社會所淹沒，而集中表現的時候，我們才能感覺到它的觸目驚心。

《大望》的另外一層顯而易見的表層意義在于，它對于鄉村危機的聚焦。李鳳群利用“困境假設”不僅使得趙錢孫李四個老人在分開很多年后重聚，而且使得四個老人在被整個世界拒絕后，不得不重返了他們曾經的聚居之地——大望洲。

李鳳群運用“擠牙膏”的敘述方式，在四個老人的講述中，構建起了過去的大望洲，它的人情、事態和歷史。一座小學校，小學校中的校長，民辦教師；曾經饑餓的老錢和幾代人皆因錢家餓死人而愧疚的縣長；一個村長，他的冒名頂替別人當兵的兒子及其殉職；一個赤腳醫生及他的莫名其妙的行醫史；一個鄉村婦女，為了生一個兒子而經歷的九死一生，及其與兩個女兒結下的仇怨。小說展現了大望洲的倫理文化構成，他們的生死觀，他們的隱秘的渴望和疼痛。當然，也通過趙錢孫李的講述，敘述了他們的子女們出走大望洲的各式各樣的原因，以及道德的澆漓的前現代景觀。小說通過四位老人的口述，復原了鄉村的歷史。而且，通過謊言懲罰的方式，還原了一個真實的鄉村史。兩套口述，兩種歷史，論證了鄉村道德褶皺里的真實情狀。口述的大王洲歷史，加上眼前所見的大望洲現狀，《大望》建構了一個完整的鄉村歷史。李鳳群同時通過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眼光或者說敘述視角，展現了作為當代中國鄉村之一的大望洲的現狀。曾經繁華熱鬧，人口稠密的大望洲，在轟隆隆的現代化的車輪聲中，已經人去村空，荒草四野，墻倒屋塌，野鬼唱歌。大望洲不管過去怎樣的鮮活，但都已經成為歷史記憶；現實中的大望洲已然變成了一個被拋棄隔絕的鄉村世界。強烈的社會問題意識，促使李鳳群利用四個老人困守鄉村的故事，隱喻了中國鄉村社會的困境。

在《大望》中，雖然大望洲和四位老人之間已然存在著眾多的關系，但是，在敘述層面上，還存在著一種互文關系，四位老人和頹圮的大望洲共同構成了相互隱喻的老去的歷史，一個被遺忘和隔絕的沒有未來的鄉村社會。《大望》沒有如一般的現實主義小說那樣，在“自然”“客觀”層面上去書寫老年社群，或鄉土重返，以及做一番直接的社會層面的控訴和倫理道德譴責，或溫情脈脈的兒時記憶重溫和感恩戴德的故鄉懷想，而是通過現代主義的變形的手法，在一個看不見摸不著的“局”中，表現了掙扎命運旋渦中的老年人群和鄉土社會。

李鳳群的對老人群體和大望洲的寫實性敘述，充分展現了她的古典主義傾向的小說敘述藝術。困境假設的戲局設計，當然很富有喜劇性的喜感和突兀感。顯然，李鳳群創作《大望》的初衷就是要將四個老人集中到一起，假如要通過世俗化的手段來實現創作目標的話，在敘述的處理上就會非常的費事費力。而這一假設情境的設計，把四個老人召集到一起就不用那么大費周章地解釋說明了，同時也很自然和順理成章。《大望》的戲局設計，雖然也有做局的痕跡，但并不改變四個老人和大望洲被兒女們“遺棄”的這個事情的本質。而且，它還有一個好處，“遺棄”被處理成一個無意的甚至是天意的神秘的“遺忘”，它軟化了小說的過于嚴重的道德控訴意味，也為這些老人后來的希望和道德反思提供了根據。

3、生存困境與人性拷問

《大望》的假設困境的設計，應該來自于《圣經》神話原型。《圣經》中的伊甸園顯然是天堂的模型，而《大望》中的大望洲，則顯然是一場煉獄。伊甸園中的亞當和夏娃，通過偷吃智慧果獲得人的自覺意識，從而以上帝的叛徒的姿態沖出伊甸園蒙昧的封閉，而《大望》則試圖講真話以重新獲得與外在世界的聯絡。《大望》顯然是一個反伊甸園模式。而從科學主義的精神分析學的角度來說，大望洲的生活就是一場噩夢，它是根據“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的原理，而顯現出來的鄉土和老人社會的養老擔憂和被遺棄恐懼。

但《大望》從深層語義上來看，困境假設實則在于表現人性的困境。傳統敘事中的困境假設，大多都是為了驗證奇跡。而現代主義敘事下的困境假設，則大多為了拷問人性和證明存在的荒誕。《大望》中的困境假設，顯然屬于后一種。這種悲劇性體驗從源頭上來說來自于生命的必然規律對現實幸福或不幸的洞穿。

在《大望》中，與世隔絕的大望和趙錢孫李的生命本能是一對相互對立又相互激發的敘述范疇。李鳳群借助于人類的求生本能，使得趙錢孫李四位老年人在困境之下不得不反思（一種講述）各自的人生，從而達到敘事推進的目的。在傳統的意義上，為尊者諱，老年人作為曾經養兒育女和享受各種社會權利的一代人，他們普遍地受到尊重，他們的人生也被充分地粉飾和裝點。在他們具有掌控后代未來權利的時候，干下了許多“見不得人”的事情。就是在年老之后，依然以父親或母親或尊者的形象干預后輩的生活，比如老趙對兒子婚姻的干涉。在由他們自己的話語所營構的輝煌人生中，他們并不懂得反思和懺悔。所以，天降災異，在小說中看上去是一場意外事件，但完全可以理解為一場天譴。就如同《俄狄浦斯王》中的王國遭受瘟疫原因就在于國王犯下弒父娶母的罪惡一樣。每個社會個體，在社會世界里，其人格都具有表演性，也就是說每個個體都有表演人格的一面。但是，在極端環境下，當回歸本真成為生存的必要條件的時候，他的表演人格就會土崩瓦解，就會回到真人。因為表演（“謊言”）再也無用，不回真人毫無利益，表演的面具就只好被拋棄。趙錢孫李四位老人也都具有表演人格，在長期的社會世界里，表演面具已經與他們的肉體融合。李鳳群先驗地將表演人格設置為價值的負面，并借助佛教敘事將這種負面價值轉換為來自天命的懲罰條例，就更促使趙錢孫李們不得不回到現實，從而督促他們以加速度回歸本真狀態。

在小說敘述中，困境中的自救為四位老人提供了懺悔的機遇，也為小說從社會學的層面清理他們的人生提供了動力。四位老人，小學教師本沒有什么學問，他所謂的教書育人，就是對學生的糊弄，和肆無忌憚的體罰，以至于學生受到終生不愈的心理創傷；鄉村醫生，根本就沒有什么醫術，而且見死不救，逃避責任；老李重男輕女，為了能生個兒子，多次打胎，斷送了一個個女兒的生命；村干部孫老善，無原則地巴結領導，冒名頂替讓兒子當兵，而讓村里的一個合格的小伙子名落孫山。李鳳群通過四個老人的講述，而懺悔了各自的罪惡，也追問了這場災難的真正原因：正是他們曾經犯下的罪惡，才導致了今天的被“遺棄”；也同時讓他們意識到：他們所遭受的苦難其實是罪有應得。天譴的教訓在于，并不因為他們的年老而可以免除其罪責。

《大望》在敘述中，也為趙錢孫李們安排了一條通達救贖的途徑，那就是他們的懺悔和對罪責的承擔。他們必須意識到，罪責不在兒女們對他們的遺棄，也不在天意的作弄，而在于他們自己。《大望》中四個老人與世界的隔絕，前半部分主要以自救為主，不斷地出大望洲，找人打聽消息和獲得養活自己的錢糧。《大望》在敘述四個老人“求救”的過程中，利用困境壓力使得他們的人性真相得到充分的暴露。小說中的老趙、老孫等人為了重新取得與親人的聯系，不惜以曾經傷害過學生的錢老師被學生扇耳光為條件，來換取聯系的通道。老趙等人的行為看上去振振有詞，看上去是為大家著想，實則是以損害他人為代價。困境中的人性通過這些行為充滿暴露它的自私和丑惡。趙錢孫李的命運共同體，因為老趙和老孫的行為幾乎被打破了。李鳳群也在困境中展現了人性的善良，這就是老李這一女性老人形象的設計。善良的老李不但溫柔體貼，充當了其他三位老者的照顧工作，還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共大家使用。她在老趙等人試圖犧牲錢老師尊嚴的時候，及時提出了反對意見，并拒絕參與其中。可以說，正是她的努力才使得因災難和舊相識而建構起來的這個脆弱的共同體得到修復。老李以一息尚存的人性光亮，反襯了老趙和老孫等人的“惡”的程度，也使得老趙和老孫的計劃被及時制止。

李鳳群在小說《大望》的前半部，主要敘述了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主動的求生行為及其所遭受的一系列的挫折。她以國民性批判和啟蒙理性介入敘述，但《大望》并不是一部“惡之花”。她毫不留情地針砭了人性之惡，但是，又給四位老人留下了回頭的余地。在她的神秘主義的設計中，也許一開始就是一場有限的考驗，而并不在于將出口封死，就如同失聯困境中四位老人，還是能夠與世界保持一定程度的聯系一樣。

4、真相求證與生命救贖

在小說《大望》的后半部，李鳳群將“求生”敘事轉換為救贖敘事。她假設了講真話的老人能夠獲得與兒女偶然通話的情境，并為這種假設情境規定了一個邏輯鏈條，即謊言阻礙了趙錢孫李們與兒女的聯系，而真話卻讓他們能夠恢復溝通。而能否放棄謊言說真話，是他們能否獲得生命意義上的救助和宗教意義上的精神救贖的唯一途徑。

《大望》借助于偶然性的真話與重獲聯系的關聯，敘述了趙錢孫李在求生本能下的反復驗證情節。作家在敘述中建構起了“真相與救贖”之間的必然性邏輯，不再是物質生命的，而是精神層面的救贖。這種救贖，這種對于真相與謊言的對于生存的不同意義的命定式設計，顯然來自于疫情期間關于真相問題的探討和感受的移植，但也可能來自于基督教或佛教的懲罰和救贖的宗教邏輯。

為了推動情節的發展和深化，李鳳群采用了一種帶有懲罰機制的“擠牙膏式”敘述，來推動四個老人逐次地復活，清洗，還原記憶。顯然，四位老人一開始并不情愿說出真話，總是以諸如自尊心和虛榮心等種種借口的掩飾真相，掩飾自我，他們說出來的話，總是半真半假，所呈現的自我也是琵琶半遮面。小說通過強大的懲罰力量，以不說真話就會被遺棄或中斷聯系，一步一步地逼迫著他們不得不剝離種種的偽裝，說出真實的歷史，還原真實的自我。伴隨著這種拉鋸式敘述的是趙錢孫李四位老年人的劇烈的心理掙扎和精神痛苦。同時，李鳳群還采用了發糖機制來誘導和鼓勵幾近絕望的老人說出真相。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一位老人說了真話，于是就他就打通了電話；當他轉身講了假話的時候，電話又斷了；而當他再次講真話的時候，通訊又再次恢復。一步步的誘導和鼓勵，就如同巴普洛夫的“條件反射原理”一般的救贖邏輯，在生物學的意義得以建立了起來。

在《大望》的敘述中，李鳳群把自己扮演成一個恩威并使的隱身牧師，掌握著懲罰和獎勵的大權。這些老人他們不但在講真話以后獲得聯系上兒女的利益，而且還獲得了說出真話后放下精神包袱和精神放松的感受。彼此之間，能夠坦然真誠相對，在信任之下獲得共識，共同面對命運的作弄。至此，《大望》的敘述就從一般生命意義上的自救，過渡到宗教意義上的救贖。“只有真相才能救贖”，成為作家推進敘述的一個強有力的手段，也成為趙錢孫李四位老人改變過去謊言、掩飾的劣根性的壓力。真話，具有真理的意義，它是這些過去謊話連篇的老人獲得救贖的唯一途徑。老人們在失聯和出于搭救愿望的傾訴和講述，最初是被動的，然后逐漸變成一種主動的行為。他們最初的講述，只是為了獲得生的希望的被動言語，后來就變成了一種主動的對過往罪惡的懺悔。

哲學家克爾凱郭爾說：“存在者，將通過返回到他的起源而試圖去認識他自己；在同時，他將反過來展望它的未來而尋求自我認識。這樣，他將把他的過去和他的未來聯接在現在里。”[ 【丹麥】克爾凱郭爾：《基督徒的激情》，魯路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第77頁。]趙錢孫李四位老人所要面對著的不僅是自我的虛榮所帶來的負價值，還有來自于自然的懲罰，那就是他們日益衰老的軀體和語言遺忘所帶來的存在的湮滅危機。《大望》展現了老人們戰勝生存危機的力量和堅定的求生意志。老人們因為年老等原因，而出現了自我遺忘的生命癥候。為了對抗記憶的衰退，他們以記日記、不斷地講述和相互傾訴，來維持記憶和與世界的聯系。在有關話語的敘述中，李鳳群觸及了語言哲學層面上的言語與存在的關系的論述，她以老人們的行動很好地詮釋了海德格爾所說的“語言是存在的家園”這一哲學信條。語言就是存在的肉身，老人們以不間斷的講述維持存在。他們以語言證實自身的存在，也力圖使自身的存在現身于歷史。

假如把大望洲比作是一只諾亞方舟，那么老人們就是那只鴿子。他們不斷地被放飛出去。這四位老人，有的時候是一只，有的時候是兩只，有的時候是四只整體出行。但他們沒有諾亞方舟上的諾亞一家那樣的幸運，諾亞第一次放出鴿子就銜回了橄欖枝，而趙錢孫李的每一次外出探查，都以失敗告終。《大望》看上去是一個失聯老人群體對社會的重新感知，對社會倫理邊界的重新探索，對自我與社會之關系的重新建構的倫理故事，但實際上它所觸及的是存在的本質話題。這是一個有關“真相”、“本質”與“自我”的存在主義的論辯。這個論辯貫穿了整個敘述，導致了《大望》成為一個以小說形式存在的具有宗教性的論辯場境。《大望》寫出了人類的孤獨的本質和他試圖擺脫孤獨獲得社會人群認同的渴望，他思考了真相與交往的關系，自我與社會的關系，存在與交往的關系。

顯然，根據小說《大望》所設計的講真話就能夠恢復與外界聯系的邏輯，最終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困境是應該獲得一個大團圓的結局的。但是，實際上，李鳳群對此卻持有曖昧的態度。這具體表現在，講了真話使得四位老人偶然獲得了與外界的聯系，但，經過了三個月困守的趙錢孫李四個老人與外界并沒有完全恢復聯系。假如把這種聯系理解為外在世界對他們的接納的話，他們依然沒有完全被外界完全接納。這樣的結局似乎喻示：被遺棄的結局是命中注定的，是無可挽回的。小說的悲劇結局，顯然，又打破了古典主義的大團圓童話。

但是，當俄狄浦斯通過堅持不懈的追查而發現瘟疫的源頭就在于自己的時候，他用剪刀刺瞎了自己的雙眼。而趙錢孫李四位老人，卻并沒有做什么？刺瞎自己雙眼的俄狄浦斯，表現了承擔倫理責任的巨大勇氣，而趙錢孫李四位老人的勇氣又在哪里呢？埃斯庫羅斯在《俄狄浦斯王》的寫作中，爆發了耀眼的倫理理想主義，而李鳳群在《大望》中她所要彰顯的是寫實主義的精神，她在逼迫四位老人懺悔，逼著四位老人承擔罪責，但四位老人最終對自己罪責也還是糊涂應對。李鳳群沒有給與答案，她也無法寫出答案，所以，她只能利用創作主體掌握情節的特權，給四位老人最終走出夢魘的困境設計了一個“不置可否”的結局。

就是結尾，我們將之理解為獲得了大團圓，但是，那經歷了生死考驗和生存追問的趙錢孫李們也已然遍體鱗傷。可以推想的情節應該是，回到社會人群中的他們一定狼狽不堪。失聯困境就是獲得了解除，那些受困的人們能否回到過去的正常的生活狀態？那彌漫態的受困痛感能否就此消失？這是李鳳群在結尾之外拋給我們的一個令人尷尬的問題。

總之，長篇小說《大望》借助于“失聯”異象的設計，在社會的層面，把有關老年人的生存危機，把鄉村社會的荒蕪，從現象的層面展現了出來，也顯示這兩種危機的緊迫性；同時，失聯假設在疫情語境下的呈現，直接指涉了疫情中的種種社會管理措施及其給人際關系所造成的困擾，甚至指涉有關疫情的責任追索；同時，《大望》作為一個使用了現代主義變形故事套的小說，它的所指并不局限于表層的社會事象，而是在困境假設中，拷問了人性，并且在哲學上以近乎思辨的方式探討了“真相”與“自我”等存在主義命題。它從多個層面表現了李鳳群對于廢棄的故鄉、被遺棄的老人，以及被生存圍困的人們的“人道主義同情”。

《大望》是小說家李鳳群的最新一部利用現代主義變形故事套來表現現實生活的長篇小說，她的上一部有如此風格的作品，應該是《大風》。而失聯意象，在她的長篇小說《大野》中也已經露出了苗頭。

（方維保，安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安徽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原載于《揚子江文學評論》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