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三角文學：尋找共性與差異

12月12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本屆論壇以“當代文學總體性下的區域文學發展”為主題，也是“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的重要活動之一。來自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的學者們就“當代文學的總體性與差異性”“長江文化、大運河文化與區域文學發展”“文學批評：世界、中國與地方”“文學產業時代的文學發展與前景”等話題暢所欲言。12月12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全文由主辦方供圖

12月12日，由江蘇省作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在南京舉行。全文由主辦方供圖

談地域性差異，方言不容忽視

在分析當代文學的地域性差異時，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認為方言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思考角度：每個作家的原初語言都是自己家鄉的方言，但即使是不會說普通話的作家，在今天也必須用普通話進行文學創作。他們從事文學創作時用原初語言進行思考，用普通話進行寫作，這就存在著把原初語言轉換成共通的普通話的問題。他表示，“如果有人純粹用方言寫出了較長篇幅的作品，那他一定回避了一些無法用方言表達的東西。”

而當代作家的原初語言是各種各樣的。不同的原初語言意味著不同的語言資源，不同的方言與普通話之間也有著不同的關系，這影響著創作的難易，也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作品思想的深廣度，影響著作品的文學品格。

以上海為例，王彬彬說，被稱作“上海作家”的群體并非每個人都以上海方言為原初語言。如果一個被算作“上海作家”的人，他的原初語言是北方漢語，而非上海方言，那么，他雖然生活在上海，他的創作過程卻又是把北方漢語轉換成普通話的過程，而這個過程，與把上海方言轉換成普通話并不會很相同。“從原初語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創作，也迫使我們調整文學意義上的地區意識。”

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認為現代作家的基本語言策略也是把自己的方言轉化成普通話。由于不同地域的人轉化的前提不一樣，原初語言跟普通話之間的距離越遠，越考驗一個作家，給作家語言創造的空間也越大。

比如，現代文學史上絕大多數南方作家沒有老舍、趙樹理等北方作家的便利，他們的方言與共通語距離太大，必須壓抑方言，努力追求包含方言精神而又超越方言的共通書面語。在人物語言上，魯迅就主張“給他們許多話”，讓文盲阿Q引經據典；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就把女工陳二妹的“蘇白”翻譯成了“國語”；《圍城》幾乎覆蓋了中國南方所有的方言區，但除了少數例外，錢鍾書還是把小說涉及的各地方言一律轉換成通用的書面語。

郜元寶說：“為什么中國現代南方作家整體成就高于北方作家？這除了近代以來南方的經濟文化比北方發達之外，還有一種重要原因，就是南方作家對中國現代文學書面語的貢獻大于北方作家。他們不像北方作家可以依仗方言的便利探索比較狹隘的‘方言文學’，而是不得不壓抑自己的方言，努力尋求共同語的表達。我們今天熟悉的中國文學語言就是這樣造成的。”

正如一首流行歌曲所唱的，“零零后的同學你不會說方言”。關于方言和普通話的關系，隨著時代的變化，也在發生著新變。浙江省作協創研室主任鄭翔認為語言的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方言有方言的長處，而也有許多東西——比如一些學術概念——則更適合用普通話來表達。他認為當下的年輕一代已經更習慣用普通話交流，而現在的孩子們從幼兒園開始，他們的閱讀、思考就都已經是普通話式的，這一現象也值得我們注意。

打開文學，從地方走向更大的區域

在復旦大學教授郜元寶看來，不僅當代中國，實際上古往今來任何一個作家，都必須找一個“地方”，一個自己創作的根據地。當代文學強烈的“地方性”，無論在“一體化”最突出的“三紅一創，青山保林”，還是“世界性”“虛構性”“游戲性”突出的“先鋒文學”中，都非常明顯。

“新時期以來，我們為什么喜歡用‘陜軍’‘湘軍’‘上海作家’‘江蘇作家’等地域概念來命名作家群落，甚至江蘇又細分成蘇北、蘇中、蘇南？這無非是因為作家和地方是離不開的。你很難想象沒有地方性的文學和沒有鮮明地方色彩的作家。那樣的文學，那樣的作家，會很蒼白。”

但他也提出，如果長期依靠地方性，文學也會變得凝固和封閉。“比如陜西文學的‘抓地性’很強，但這種地域性也很容易凝滯。所謂 ‘大樹之下，寸草不生’，從柳青再到路遙、陳忠實、賈平凹，陜西這四大家似乎正好把陜北、關中、陜南都寫盡了。但正是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所以路遙在《平凡的世界》里盡量讓他的一些人物走得遠一點，賈平凹的新作《暫坐》也走出了《廢都》的圈子，甚至走出國門。”

每次來南京，郜元寶都會想到路翎，想到《財主底兒女們》。《財主底兒女們》中的“蔣家”，一部分人在蘇州，另一部分家族成員為了享受現代生活跑到了南京和上海，于是這個家族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就在蘇州、南京和上海不斷地穿行。“八·一三戰役”后，他們舉家從上海、南京、蘇州沿著長江往西逃，幾乎把整個揚子江、長三角走通了。“這樣一來整個小說突破了單純的某一個地方，從‘地方’走向更大的某個地域。走出了蘇州，成就了路翎。如果只寫蘇州的‘蔣家’，這部小說充其量只是巴金《家》的翻版。”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何言宏認為，從文學層面來說，長三角與江南大致重合，他更關注詩歌中的地域性，比如對江南詩群的關注，及其語言上的獨特性，同時他期待江南文學與不同區域文學——比如西部文學和粵港澳大灣區文學——之間可以有互動與對話，以更好地發現文學的共性和地域性，打破地域性可能帶來的封閉性。

與其他專家相比，安徽大學教授王達敏更關注長三角內部的差異性，他認為，“長三角一體化是由經濟定位的，在差異中顯示其一體化和統一性。”在他看來，就文學事業的發展和人才培養而言，有兩個方面的因素至關重要，一是作家的天分和熱情，但區域的外圍條件尤其是經濟條件對區域文學的整體發展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一再相信，到了二十一世紀一二十年代，現在這個文學創作，背后要有一個強大的經濟在支撐”，王達敏說。

江蘇省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汪政認為，我們在強調區域化發展時，應有一個總體性的背景。而我們對總體性概念的認知，應該是開放的，“在中國，除了思想上的總體性，還有文化和政治的總體性，我們誰也不能否認這個總體性的存在。”

地域性重要，但“特產式寫作”值得警惕

對于地域性寫作，復旦大學教授金理提出“特產式寫作”同樣值得警惕，那就像是“豫園、城隍廟附近大大小小商店里兜售的某種上海特產”一樣，千篇一律、內容乏味、缺乏想象。

“特產式寫作只會出現在城市某個固定的空間中，而且專門兜售給外地人。它滿足的是一種非常單一的消費邏輯。”金理評價道，文學可以具有地域性，但更應該超越地域的區隔飛向人類共同的、廣大的精神空間。

中國現代文學傳統中也不乏有人寫出過“兼具地域性和人性之美”的作品，比如以湘西生活為題材的沈從文，就是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在《習作選集代序》中自言，要建造一座精致結實的希臘小廟，里面“供奉的是人性”，書寫原始、自然的生命之美；魯迅也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導言》的序言中贊揚過一位黔北鄉土作家蹇先艾，慨嘆：“貴州很遠，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樣的。”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黃平說到了近年被熱議的東北青年作家群。雙雪濤、班宇、鄭執等人運用了大量地方性語言，寫出了父輩的下崗故事。“用東北的方言寫東北的下崗，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地域性寫作。但問題是，下崗并不是地域性的，而是關聯到總體性的結構調整”。

在這個意義上，黃平認為僅僅把東北青年作家的寫作理解成地域性寫作，僅僅從個人經驗上討論他們，某種程度上并沒有解放文學，反而壓抑了文學的能量。事實上，以東北下崗為代表的無力感與失敗感，并不是地方經驗，而是早已經溢出東北，被普遍地分享。“有記者問班宇，說你為什么總寫過去的東北，我記得班宇說過，我寫的不是過去，我寫的是未來。”

在南京大學教授張光芒看來，文學界對當代文學總體性與差異性的理解有三個缺陷。首先，容易陷入數字化的思維，比如幾個作家構成了某一文學流派，或者哪個地方出作家最多；其次是格式化，各地作家必須把自己納入一個大的總體性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價值；第三是在思維方式上，文學界過多地受到了權力格局和傳統秩序的干預。

“有關海外華語寫作，最常見的問題就是 ‘論北美文學的漂泊意識’。我很奇怪，人家到美國生活得好好的，一點也不漂泊，但我們就覺得有漂泊意識，因為在傳統文化格局里我們以中國為中心了。”

張光芒認為，要真正地回到文學本身，必須要破除地域和總體之間的量化思維，回到地域的豐富性，看到地方路徑的重要性。而且文學界必須要能看得到個性，個性與地域性相比，個性更重要。“所謂文學的總體性，其實很難和作家本人發生直接聯系。但每一個人都是和地域聯系的，他的家庭環境、成長環境，真正的地域性都是通過個性表現出來的。”

未來的作家，會面臨“杜甫式命運”嗎？

杭州師范大學教授王侃來自浙江。“眾所周知，浙江籍作家占據了中國現代文學的半壁江山。我們有魯迅、郁達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等等，每一個名字都震古爍今。但今天，青年讀者最熟悉的浙籍作家可能是流瀲紫，是南派三叔。”

王侃說，浙江是網絡文學大省，也是互聯網經濟大省。網絡文學在他的認知中是互聯網經濟的衍生物。“互聯網經濟背后有兩個支撐性的物件，一個是技術，一個是資本，我們所說的文化產業就和互聯網經濟一樣，都是技術與資本的結晶體。我想，產業化的文化或文學，和我們目下談論的文學是兩個概念，前者是產業，后者是事業，這是充滿悖論和差異的兩個大概念。”

在他看來，文學在當下文化產業的語境下是高度局促的，它可能只能面臨被縮略和被化約的命運：今天的人們不再需要通過吟誦唐詩來抒情詠志，因為年輕人更依賴流行音樂來達成這樣的滿足；而敘事的部分則可以通過電影、電視甚至抖音小視頻，來取代我們曾經對小說的高度依賴。

但他也不認為文學會消亡。“在文化產業時代，公眾的閱讀和我們今天談論的文學創作之間將越來越不直接發生關系，盡管如此，文化產業仍需要文學提供高端的語言、形式及美感形態，優秀的作家和高端的文學還會繼續存在，在文化產業鏈的高端提供可被復制的樣本，提供可被稀釋、勾兌的‘原漿’。”

王侃還提到，隨著文化產業的發展、發達和不斷推進，那些無法被公眾直接閱讀的作家，那些只在“高端”從事樣本式創作的作家，將越來越可能陷入“杜甫式的命運”。“我們都知道杜甫生前沒有得到過文學的榮耀，死后一百多年才在韓愈、元稹等人的鼓吹下享有哀榮。所謂‘杜甫式的命運’，就是說，這些作家很有可能得不到現世的回報，他們通過寫作而積攢的象征資本極有可能不能及時地轉化成經濟資本。今天杜甫的詩集不斷有出版社出版，以此謀利，但是杜甫卻根本無法與這些個利益沾邊。這是一個比喻，用來說明作家在文化產業化之未來的處境和命運。未來的作家，中國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可能都會面臨杜甫式的命運。”

對于今天的文學創作，安徽文學院原院長潘小平的憂慮也有關“現世回報”：“要求現世回報，是今天作家的最基本要求。市場與權力結盟，體制和資本結盟，越來越多的青年作家都希望被體制吸納，被體制認同，回到體制語境下寫作，這對于中國創作而言傷害非常大，會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五十年后凸顯出來。”她說，過去講作家的自由思想和獨立精神，但今天很多作家的寫作不涉及文學的本質，這是一個迫切的嚴峻的現實問題。

“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的前身是“中國當代文學南京論壇”，從2006年至2018年已先后舉辦了四屆。此論壇與“揚子江作家周”“揚子江詩會”“揚子江網絡文學周”共同構成江蘇省委重點打造的“揚子江”系列文學品牌活動。12月14日，第五屆“中國當代文學·揚子江論壇”分論壇之“長三角兒童文學論壇”也在南京市溧水區舉行。

2018年，為響應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戰略，推動長三角地區文學資源的共享和協同，構筑區域文學高地，江蘇、浙江、安徽和上海三省一市作家協會聯合成立了“長三角文學發展聯盟”。江蘇作協作為聯盟2020年輪值主席單位，在聯盟年度圍繞文學交流、人才培養、深扎采風、精品創作安排了多項文學活動。

“我們舉辦這個論壇，就是期待通過學術研究和文學批評的方式，碰撞出熱烈的思想火花，激蕩出新鮮的文學思想，為當代的中國文學、江蘇文學帶來新的思考與啟迪。”江蘇省作協黨組書記汪興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