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
趙豐超
【一】
我對“燕子”的感情很復雜。這種怪異的習性被我發揮到了極致，以至于老師叫我背誦“二月春風似剪刀”時，我寧肯被罰站，也不愿張嘴。
關于燕子，事情是這樣的：
燕子，其實是我姐姐的名字。聽我媽說，我跟姐姐是雙胞胎，論出生本來是有先后的，但是我們出生的那天晚上偏偏攤上黃大腳值班。我們那兒的人都知道，這個接生婆是整個衛生院里最馬虎的一個人。據說，給我媽接生的那天晚上她還喝了酒，嘴里哼著沂蒙山小調，完全置我媽的哭喊于不顧。直到把姐姐和我放進澡盆，她才一拍大腿，大概酒也醒了半截，她竟把誰先出生這事兒給忘了。我們那兒的人最忌諱這個。她拉著老臉把這事告訴我媽，滿以為我媽會有多生氣，就先陪了幾十個不是，誰知我媽竟在這個時候表現出終生少有的大度，她一點也不生氣。
我媽有她自己的辦法——根據頭發的多少來決定誰是姐姐誰是妹妹——她真是個有思想的女人。
“就這個吧，這個頭發多。她是姐，叫她燕子。”坐月子的時候，我媽指著姐姐跟我奶奶說。
“你自己的娃，咋順嘴咋叫，別問我。”我的奶奶呀，最該說句公道話的時候，她竟然選擇了沉默。有時候，沉默也是一種傷害，我只能這么說。
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我因頭發焦黃稀疏被判成了妹妹，那個日后被我稱為姐姐的人，因為頭發濃密理所當然得成了姐姐。而且，我要特別強調這一點——我聽我爸說過，燕子這個名字本來是給我起的，卻因為她的頭發多，因為她被判成了姐姐，竟被她冒領了。要知道，這個名字可不是亂起的，在我們那兒燕子被視為一種吉祥之物，就跟喜鵲差不多。春天來到的時候，如果誰家的燕子沒有回來，那家人在一整年里都要提心吊膽地過活。可見，燕子這兩個字有多重要，有時候它代表了一種美好的期盼。
妹妹就妹妹吧，大概這就是命。但我不能容忍的事還是發生了。我的名字被姐姐冒領，按我后來的想法，他們至少應該給我起個“小燕”、“鶯子”之類的名字吧？但他們沒有。他們極其不負責任地管我叫二妮。在日常呼叫的時候，他們更加隨意，干脆省略了那個“妮”字——就像奶奶管三叔叫“三兒”一樣，他們竟管我叫“二”（因為兩字同音，連兒化音也省略了）。說者無心，聽者會意，他們在我的名字上做了減法，就容易產生歧義。我記得，表姐第一次聽奶奶這么喊我時，差點笑岔了氣。在她眼里，二這個字的意思等于傻。她還說，“一個字不好聽，我再給你加個字——貨，二貨咋樣？”她又在我的名字上做了加法。她真的笑岔氣了。本來她單腳支地騎在自行車上，說完這句話，她就摔了下來。姐姐跑去扶她，竟也被她帶倒在地。后來，姐姐爬起來跟我說，“她才是二貨呢！別聽她胡說。”姐姐是好心，但我聽不下去，我覺得她是站著說話不腰疼。
上學第一天，我并不知道老師還會點名。那天我去得特別早，興沖沖地坐到講臺邊，昂首挺胸，兩手下垂，坐等老師講課。可惜老師沒有直接開講，他來到教室的第一件事竟是點名。點名，真夠諷刺的——在全班同學哄堂大笑之后，我成了全班名人，為此，老師欽點我做了班長，還叫我站起來轉了一圈，好讓同學們認清我的臉。
我不想以這樣的方式被大家認識，真的，我看不到我的臉有多紅，但我能感受到它有多燙。
事后，同桌偷偷問我，“你是不是還有個姐姐，叫大妮？”我沒回答，而是在桌子上劃了一條“三八線”，并以新任班長的權威告訴他，“過了線，別怪我不客氣。”那天我是哭著回家的。一路上我都在想，我確實有個姐姐，可她不叫大妮，她叫燕子。燕子，燕子，盡管這個名字不是姐姐自己選的，我卻依然對此抱有敵意。我一直覺得，悲劇當中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二，不單單是一個排序的問題。
【二】
姐姐的頭發確實好。雖然沒有燕子尾巴那么烏黑，卻比我要多得多。據我媽說，幾個月后姐姐已經扎起了羊角辮，而我的頭發依然毫無起色。他們說，我的頭皮太“薄”，這個說法來自于土地，倒不是真的薄，而是指貧瘠、養分不足，它能提供的營養似乎支撐不了更多的頭發。為了幫助我生發，我媽只好一遍又一遍地給我刮光頭，她說這是從割韭菜上面找來的靈感——韭菜越割越旺，如果長時間不割反而會“滯住”，開出菜苔花，直至蔫黃。可惜，割了幾茬之后，我媽就失去了耐心。我不如韭菜。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當然，對姐姐來說絕對是一個良性循環。她頭發多，長得好看，惹人疼，喂奶的時候，自然要吃頭口，家人做了什么好吃的，總也緊著她。這樣以來，她吃得好，長得快，頭發越來越濃密，更像一個姐姐了。而我呢，吃得少，長得慢，與姐姐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如果說剛開始的時候媽媽心里還有所疑慮，事到如今她已經打心眼里認定當初把我判為妹妹是一個睿智而前瞻的決定。
到了六七歲的時候，姐姐已經出落成一個可愛的小姑娘。相比之下，我則基本沒變，依然是一個頭發疏黃、臉蛋黝黑、身體瘦小的假小子。那時候，我被理成了平頭。頭發多少的問題一直困擾我很多年。真的，不怪姐姐惹人疼，她生來就有一種招人喜歡的能力。我倆若不是以這樣的方式共生在一個家庭，我也會喜歡她的，她太好了。
有一天，媽媽從街上帶了一些鮮物回來，其中包括幾個發卡和彩色的皮筋。她把提籃放下，還沒來得及歇一下就朝姐姐招手，姐姐跑去了，我也跟了去。媽媽拉了一把凳子，叫姐姐坐進她懷里，開始給她梳頭，梳完之后又把一個蝴蝶模樣的發卡扎在了她的頭發上。真好看，我就那么看著姐姐，打心眼里覺得好看。有那么一小會兒，我對姐姐的討厭好像消失了。或者說，她的好看麻痹了我，叫我根本討厭不起來。
我伸手去摸那些彩色的橡皮筋，雖然它們沒有發卡好看，對我來說，卻已經很有吸引力了。
“等你頭發長好了，才給你買呦。”
媽媽把橡皮筋收了起來，忙去了。我看看姐姐，姐姐也看看我。她用手摸了一下我的頭，不輕不重，像是安慰，但我感受到的卻是敵意，是嘲諷。我哭了。可是，等媽媽離開之后，姐姐卻把我拉到屋里，偷偷把幾根橡皮筋塞到我手里。這一點大出我的意外，她就是這樣，不但漂亮，還善解人意。但是我不希望這樣。我希望她刻薄一點，狡猾一點，那樣我才能心安理得地討厭她……可她不是，她什么都好，完全擔得起姐姐這個稱呼。
后來，媽媽買回來一件裙子。當時我還是很激動的，裙子不像發卡，必須有漂亮的頭發曾戴。我巧妙地避開了姐姐，偎到媽媽身邊。媽媽也摸了摸我的頭，像是鼓勵——她幫著我把裙子套在了身上。雖是一件裙子，我卻穿出了棉襖的溫暖。我看著媽媽，真想去抱她一下。可是，僅僅只是兩三分鐘之后，我就發現裙子并不合身，它太大了，一直拖到我的腳下。如果現在叫我走兩步，很可能我會被自己絆倒。當然，媽媽也發現了這一點。她笑了，不是肯定的笑，而是那種被逗樂了的笑。
“太大了，還是先給你姐穿吧，她穿過你再穿。”
姐姐果然來了。媽媽以同樣的手法幫她穿上裙子，穿完之后她叫姐姐在原地轉了兩圈。媽媽又笑了，這次的笑很肯定，她是為自己的眼光精準而笑。
這件事并不尋常。媽媽竟據此在我們姐妹之間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我與姐姐的身體發育剛好相差一年，正正好好，就像精密的鐘表件，整天咔嚓咔嚓地生長著，卻從不出什么差錯。也就是說，不管是一雙鞋子還是一件裙子，姐姐穿過的第二年再穿到我身上，見鬼了，竟然不可思議地合身。在這一結論的基礎上，為了節省開支，我媽摸索出一個極為省錢的辦法——所有的衣帽鞋襪、玩具以及其他生活用品只需買一套即可，由姐姐先穿，穿剩了再傳給妹妹。我媽是一個很會持家的女人，奶奶就是這么說的。這個辦法被她推而廣之，連上學也是這么安排的。那時候九年義務教育還未實施，兒童入學年齡普遍偏大，農村小學又不以年齡為入學標準，而是按照家長意愿來決定。于是，我和姐姐雖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卻沒能同時入學——她讀二年級的時候，我才被允許就讀一年級。究其原因有兩個：一是她個子高，顯得比我大；二是父母仍在刻意延續那個省錢的辦法——姐姐讀過的課本、用過的文具我可以接著用。這本來也沒有什么，幾年都過去了，我早就習慣了。但是，每當翻開她用過的課本，我就會看到姐姐的名字，這一點令我特別難過。
姐姐為了安慰我，每次都用鉛筆寫名字，以便我在重復使用時更容易擦掉。當然，她也很愛惜課本，盡量保留課本的嶄新樣子。不過，她越是這樣，我卻越覺得難受。我刻意與她保持著距離。我倆雖然住在一個屋里，說話卻很少，生活方式也截然不同——在十五歲之前，她從來沒穿過舊衣服、舊鞋子，用過舊文具，而我從來沒穿過新衣服、新鞋子，用過新文具。盡管她從未為自己的所得表現出令人厭惡的優越感，也從未對我表示敵意，但我仍覺得她就像一棵大樹，在我頭上投下了一片巨大的陰影，怎么揮也揮不去。
我有時候會想，如果當初媽媽把我判成了姐姐，結果又會怎么樣呢？
【三】
轉機是在小學即將畢業的那一年，也就是我要升讀五年級的時候（那時小學還沒有六年級，讀初中還需要考試），姐姐因為未能考上初中，被迫留級。這樣一來，姐姐就成了我的同班同學。這件事情的連帶反應是，姐姐繼續用她之前用過的課本，而我第一次用上了新課本。對此，我很激動，再看姐姐的舊課本時，我有些不屑，可她似乎并不在意，依然愛惜如初。
那時姐姐的成績并不理想，這似乎與一張照片有關——
那是一張兩寸見方的黑白照片，與那個年代普遍的懷抱吉他、機場背影、人臉模糊、烈焰紅唇的相片風格不同，它樸素，清晰，還帶毛邊。那是初二上學期的一個晚上，借著燈光我看得非常清楚，照片上就一個人，還是一個我認識的人——陳春生，我們的同班同學，班主任的兒子，還是我們班穩穩的第一名。
起初，我像發現了驚天的秘密一樣，興奮極了，雙手直打哆嗦。照片雖小，我卻用雙手捧著。我要不要把這事兒告訴媽媽呢？要不要告訴班主任呢？媽媽知道之后，會不會把她對姐姐的疼愛分一點給我呢？班主任知道之后，會高看我一眼嗎？
我忍住了，沒有急著告訴媽媽，而是仔細地端詳著那張照片。陳春生背著軍用書包，穿一件略微偏大的白襯衫，一手扶著柳樹，另一只手叉腰。依托于柳樹的支撐，他的一只腳彎曲踮起，只有腳尖點地，輕輕地放在那兒。我把照片往燈下又湊了湊，我想把那只彎曲踮起的腳看仔細一些。我跟姐姐睡在一個房間，我回頭確認了一下，她已經熟睡。她的輕微的鼾聲在寂靜的夜里被拉長了，也放大了。我開始放心地看。可是，看著看著，我竟發現一件怪事——是的，就是那只腳，再隨意不過的一個動作，不知道為什么，它好像有一股魔力，能把人一下子拿住。特別是他腳上的球鞋，雖然有點發灰、發白，很舊了，但我依然能夠透過照片的黑白底色猜出它原本應該是藍色的，帶著一股爽利的氣息。
深夜里，電燈下，我的臉竟然毫無征兆地燙起來，盡管屋里別無他人，我還是捂緊了臉。我趕緊關了燈，摸索著回到床邊，一個人坐在黑暗中，眼巴巴地等著天亮。我只能說，那個夜晚實在太漫長了。我一直覺得，我就是從那個晚上才開始長大的。我相信不管多么幼稚的人在經歷過那樣一個輾轉反側的夜晚之后，都會長大成人的。我不再想把這件事告訴媽媽，也不想告訴班主任，倒不是我要替姐姐隱瞞什么，而是因為我自己也有了秘密。
我開始恨起姐姐來。恨她有個好名字，在那張照片的背后分明寫著“燕子惠存”的字樣，或許只有燕子這樣的名字才配得上那張照片，試想，如果上面寫的是“二妮……”算了，還不如不寫；恨她她的頭發那么長，她的身體那么飽滿。在她均勻而細膩的呼吸聲里，我似乎能感受到，她的身體就像剛剛發芽的種子，正在濡濕的土壤里暗暗生長。
我是怎樣化嫉恨為力量的，我自己也說不清。反正，在那個夜晚之后我開始認定，只有學習，只有知識才能挽回我的人生敗局，改變命運。而且，第二天當我眨巴著疲憊的眼睛去上學時，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極為直觀的目標——超越陳春生，拿下全班第一。盡管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超越他到底意味著什么，但我就要較個勁——跟自己較勁，跟陳春生較勁，也是跟姐姐較勁。在姐姐并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已經成了對立的兩個面。
我不像陳春生，有個班主任爸爸給他開小灶，補課文，我只能靠自己。所以，每天姐姐還在睡覺的時候，我已經早早地起來讀書了，姐姐熬不住的時候，我還在繼續做習題。倒不是我比她能熬，而是我一想到那張照片，想到陳春生，我就感覺渾身充滿了干勁。
很快，初二上學期的期末考試就結束了。去拿成績通知單的那天正好是臘月十八，天上下著大雪，特別冷。班主任把全班同學的成績作了統計，從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挨個寫在一張紅紙上，還把紅紙貼到了黑板的一側。我去得比較晚，個子又矮，眼看同學們都擠在黑板下面引頸觀看，就像探榜似的，我卻只能在后面等著。這時候，站在一邊的班主任看到了我。他把我叫到跟前，仔細看了看我，好像在此之前從來都不認識我一樣。我能感覺到，他的眼神里有贊許，也有詫異。
“考得不錯。”他說。
他把成績單遞給我。果然。班主任特意用紅筆在成績單上作了標記——第一名。這時候同學們都圍了過來，端著跟班主任一樣的目光看我，議論紛紛。班主任倒沒急著給其他同學發放成績單，他還想對我說些什么，可我那會兒有點激動，沒顧上。我環顧四周，在找一個人——陳春生。可是，他根本不在教室里。
雪花沸沸揚揚地飄著，校園里很快就積了很厚的雪，很多拿過成績單，而且又考得不錯的學生都在外面玩雪。我注意到，陳春生正在一棵披滿雪花的松樹下面團雪球，站在他身邊的是我的姐姐，她也在團雪球。他們嘻嘻哈哈地，不知道在說些什么。他們應該早就看過了成績表，可他們似乎壓根就不關心成績的事，他們毫不在乎……
我捏著那張畫有第一名字樣的成績單，站在雪地里，只感覺好冷好冷。
【四】
初二的兩個學期，以及初三的上學期，我拿過三次全班第一，這其中還包括一次全校第一。不過，第一并不能給我帶來任何快感，尤其在陳春生和姐姐面前，我感到很挫敗。學習只是我打發時間的一種方式，我繼續學習，是因為除了學習之外我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終于熬到了初三下學期。
剛開學的第一天，班主任就給我們做了國家政策的宣講。他說，初中畢業考試是一道龍門，只要能順利考上中師（中等師范學校的簡稱），就能魚躍龍門。他還“設身處地”地給我們分析，你們入學本來就晚，初中畢業都已經十七八歲了，如果選擇高中，接下來還有大學，鬼知道要讀到什么時候？你們還想不想成家？高中三年要花多少錢？再說了，能不能考上大學還是個沒籽的瓜。
不得不說，班主任在宣講上很有一套。經過他的一番解說，全班56名同學的理想竟然出奇一致，全部都要考中師。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陳春生，以及我的姐姐。
不過“鐵飯碗”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端上的，班主任的話鋒很快就掉了個兒。他說，別以為考中師那么容易。每年全縣參加考試的有一萬多人，而考上的也就百十人。啥意思？一百個人里面挑一個，真正的百里挑一，要是按照概率來，咱們全班56個同學，四舍五入才能考一個。
群情振奮的同學們一下子安靜下來，誰也不吭聲。經班主任這么一說，幾乎所有人都泄了氣，剛剛樹立起來的遠大理想就像一棵被鋸斷根部的大樹，轟然倒地，摔得枝丫盡斷體無完膚。
最后，班主任扶了扶眼鏡說，總之，初中畢業考試是一場決定命運的考試，中師是一所能夠改變命運的學校。
命運。命運這個詞對我來說極其刺耳，它讓我想到了姐姐的頭發。考試真能改變人的命運嗎？在班主任的宣講下，我第一次意識到這個問題，也是第一次開始考慮以后的人生。未來，我將從事什么樣的工作，我將去往哪里，我的命運又將如何，我還會在姐姐的陰影下生活嗎？這絕對是一件人生大事。話說，當班主任提到命運這個詞的時候，我下意識地看了看陳春生和姐姐，然后，突然被一種斗志點燃了。
接下來的日子里，我學習更加刻苦，除了陳春生和姐姐，我幾乎忘記了所有事情，所謂“廢寢忘食”恐怕也不過如此。期間，在歷次月考、期中考試中，我和陳春生輪番奪魁，競爭極其激烈。有時候，即便能分出高下，也只是一兩分之差，更驚奇的是有一次我們竟然考出了并列第一的奇葩成績。
我記得很清楚，學期快要結束時的一個星期天，班主任騎著他的“大鏈盒”自行車來到我家，作了一次家訪，也是我的求學生涯中唯一的一次家訪。他跟我的父母談了整整一個下午。期間，我和姐姐都在，而且我們懷著相同的秘密，誰也沒說話。
“二妮這孩子不得了，你們可得好好供她上學。中師考試你們知道吧？”班主任坐在小凳子上，扶著眼鏡跟我父母說。他首先提到的是我，這讓我多少有點竊喜。我看看姐姐，她在給班主任倒茶，似乎她更在意這些，而不是成績。
“這班上，有本事考中師的，沒幾個人。我跟你們掏一句心窩子的話，你閨女算一個，我兒子也能算一個。”他并沒有指明“你閨女”是哪個閨女，但我知道指的是我。他說的絕對是實話，如果我跟陳春生都考不上，那其他人就是麻生提豆腐——別提了。不過我更在意的是，他竟把我的名字跟陳春生相提并論，而且帶了“我兒子”和“你閨女”幾個字。當時我的臉就紅了，我覺得這不像家訪，更像提親。我拿挑釁的眼光去看姐姐，可姐姐微笑著在聽班主任講話。她的平靜叫人找不到一點碾軋的快感。
不得不說，家訪很管用。我的父母似乎受到班主任的影響，破天荒地給我買了一雙白球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穿上新鞋子，我要特別強調一下，雖然后來穿破了，我也沒舍得扔掉。此后，我就像打了雞血一樣，已經等不及要一顯身手了。有那么兩個晚上，我甚至預見了我的未來——騎著“大鏈盒”自行車，夾著書，不是作為學生，而是作為老師，一路疾駛直奔學校。而陳春生跟我一樣，也像他爸爸一樣，騎著“大鏈盒”自行車……
畢業考試就要來了，面對考試，我跟大多數同學的心態都不一樣，他們是害怕，而我是期待。考試前的那天晚上，我又做了一次梳理，然后準備睡覺，這樣第二天才能有豐沛的精神來應付考試。那時候，天還不算太熱，但是已經能夠聽到蚊子的嗡嗡聲。姐姐找來了蚊香，點了兩盤，一盤放在她的床下，一盤放在我的床下。我把房門關好，就上了床。姐姐卻沒睡，她很反常。我跟她說，這個時候再學也沒用了，還不如早點睡覺呢。不知是這句話刺激了她，還是另有情況，她突然來到我的床前，把雙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氣氛立馬就變了，她一臉嚴肅，用一雙好看的大眼睛直勾勾地看著我。這么多年了，盡管她一直把我當成妹妹，我卻從來沒在內心里接受她這個姐姐，畢竟誰是姐姐這個事充滿了偶然性，我始終不能信服。所以，當她突然這么親近地看著我，我有點接受不了。
“妹妹，你能不能幫我個事兒？”說這話的時候，她那種招人喜歡的能力又表現了出來，任誰都無法拒絕。
“什么？”我本來躺下了，這時候不得不重新坐起來。
“我肯定考不上，”她的腦子好像很亂，“咱倆是雙胞胎……”她突然反身去翻一本書，我看得很清楚，就是那本夾著陳春生照片的書，“姐求求你，我一直有個秘密……”
她斷斷續續地說了好多話，亂得接不上，但我還是聽明白了。她知道她自己考不上中師，她還知道，如果她考不上，而陳春生考上了，他們就完了。她的意思是，我倆是雙胞胎，雖然個頭不一樣，臉部輪廓還是很像的，特別是搬到照片上，不是自己人根本分辨不出來。她是想求我替她考試——我拿著她的準考證，在試卷上寫她的名字，她拿著我的準考證，在試卷上寫我的名字。而且她還寬慰我說，“你成績好，今年考不上，明年還能考上的……”
我有點懵。我坐在床沿上，雙腿自然地下垂著。她見我沒有答應的意思，竟順著我的雙腿跪了下去，她哭了。
“姐這輩子就求你這一次，”她就像個做錯事的孩子，用手不停地搖晃著我的雙腿。她說，“我真的很喜歡他。”
……
天哪！我把腦子使勁晃了晃，它快要炸開了。我需要緩一緩，請給時間以時間。如果說第一次看到陳春生照片的那個晚上，我是眼巴巴地等著天亮，那么，這個晚上根本就沒有天亮可等。
叫我怎么說呢？我也哭了，而且這滴眼淚里面包含了太多東西。
十幾年來，父母不待見我的時候，她體貼我，我感動；她天資優越，頭發好，長得漂亮，我嫉恨；我廢寢忘食，發奮學習，終于打敗了他們，他們也終于在意成績的事了；她“真的很喜歡他”，那我呢？可是這都不算什么，關鍵是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姐姐，我希望她一直微笑下去……
房間里很燥熱，幾只垂死的蚊子正拼命嗡嗡。我深吸了一口氣，朝自己臉上扇了一巴掌，那兒正趴著一只吸了大飽的蚊子。
作者簡介
趙豐超， 安徽青年作家研修班學員。作品見于《人民文學》《雨花》《湖南文學》《山東文學》《短篇小說》《廈門文學》等刊物。出版有《下一站拉薩》《滾滾淮河》等，其中《滾滾淮河》入選第三屆安徽省長篇小說精品扶持工程，獲安徽省政府社科文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