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安徽文學》
蘇 中
不知是宿命注定，還是緣分太深，我從文七十二年時間里，竟有七十年時間是在文學界當編輯。在崗時是擔任文學期刊的專職編輯，離崗后則是參與公務性的編纂活動，或應友人之約代為審稿、整理刪削文稿兼及寫序等業余性的編輯活動。去年我還為一位老朋友的十五年的知青日記文稿進行了大幅度刪節、整理和寫序，前后花了大半年時間，將其七八十萬字的文稿壓縮至四十多萬字，直至完成出書。看來，我編輯工作真的結下了不解之緣，恐怕只要我手腦還能動彈，就可能還有什么編務之類的活計等著我參與。
我第一任的編輯工作是在《長江文藝》編輯部。
《長江文藝》是中南大區中南文聯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當時主編是詩人李季，副主編是作家田濤。我是在1950年8月從中南文工團創作部調過來的，一到任，就任命我做通聯組組長，旗下還有八九個和我差不多的年輕同事，一起承擔著相應的編務事宜。當時編輯部正籌劃開展“長江文藝通訊員”活動，其方法是通過在中南六省一市及部隊發展《長江文藝》的通訊員，開展一項規模較大的發掘、扶植、培養工農兵文藝新軍的活動，以貫徹中南局提出的在新解放區實行“生根第一，普及第一”的文藝戰略。我調到編輯部通聯組就是具體承擔和落實這項工作的。文藝期刊的編輯，一般都是策劃、組稿、審稿、編稿、校閱等，但我們要把通聯組辦成既是期刊編輯組，又類似文藝函授學校教員的雙重身份。即每位通訊員的來稿來信，都要有問必答，有來稿必提出具體意見回復，還要幫助他們制訂讀書規劃、寫作規劃以及代他們購買參考書。對他們提出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則要請專業作家、理論家寫出深入淺出的文章，在刊物上公開回答。對重點作者，責任編輯還要定期總結其學習和創作的進展得失，并提出改進要求。李季當時給我們定的工作性質就是當通訊員的輔導員、服務員、“理發員”（幫助修改文稿）；還規定編輯的職責是發現和培養作者，應以“為他人作嫁衣”為榮，把個人創作放在業余時間的次要地位。在三年左右的時間里，我們先后發展了近千名通訊員，有近百人成為業余創作骨干，其中一些人后來還成為國內文壇的知名作家。這些人的成功當然主要是依靠本地區本部門黨組織的領導和關懷，以及他們自身的努力和天分，但與當時的《長江文藝》通訊員活動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展示自己的平臺，并且在他們初涉文壇時提供了一些輔導、啟示和鼓勵也是分不開的。我在這三年中也得到了很好的鍛煉，堅定了熱愛編輯事業的信念，奠定了熱心扶植業余作者的終生信條。在魯藝學習時，主要是解決人生觀和文藝觀的認識問題，而這段編輯生涯，則是在行動上實踐這樣的人生觀和文藝觀。我自己由于在開展通訊員工作中做得盡心盡力，得到了新民主主義青年團中南直屬團委在全中南地區的通報表揚。在做好編輯工作的同時，我還發表和出版了三個劇本和一些散文、隨筆，在政治思想和業務上都有所收獲。雖然在《長江文藝》工作不到三年，但給我打了一個好底子，使我這個文學青年奠定了正確的世界觀和文藝觀，并一直走到底。
1953年元月，我奉命調往北京全國文協（同年9月作代會后改為作協）的《人民文學》編輯部。
到《人民文學》工作，是我以前做夢都不敢想的事，如今得以實現，好像被兩顆千斤重的幸福、幸運金蛋砸中，喜不自勝，樂不可支。好在我自知《人民文學》是全國文學界最高層次的期刊，那里的歷屆主編、副主編和編委們大多是全國文壇的大師及泰斗級人物，作者群體也是名流、學者居多，編輯部的成員，既有成熟的作家詩人，也有不少來自延安魯藝的具有豐富革命經歷和文學經驗的前輩學長，而我則是才疏學淺，既無學歷又欠缺學識的年輕人，自然會感到壓力“山大”。這時我深深意識到，要想在這里做一個合格稱職的編輯，必須把自己打造成有學力、有筆力、有活力的學者型人士。于是我便發狠心、下死心，以自學的方式向這條路奔去。自學之路總是因人而異的，但大體不外兩種方式：一曰在工作實踐中學習，一曰讀書。我把它概括成兩句話，叫作拜萬人師，讀萬卷書。所謂在實踐中學習，不外是對各級領導及文壇前輩們的言傳身教以及他們的為人為文之風范，要看得清、記得牢、學得透。登門拜訪求教，約稿求文于人，參與會議研討，文友切磋對話，處處有師，事事有范，哪兒都是文學的大課堂，學習的機會多得是，就連當編輯看稿子也是外人得不到的學習機緣。優秀文稿固然有很多可受教之處，大量的棄用文稿中也常常埋藏著你所不知的學識和信息，日久天長必然會積累起豐富的學識。
我業余讀書并沒有什么規劃，也不求黃金屋、顏如玉什么的，只是為了長知識、添學問，所以就本著開卷有益的精神，采取填鴨式的、漫灌式的惡補，把所有的業余時間都交給了書本，把一本又一本，一摞又一摞，一種類型又一種類型的書拼命往肚里塞。有的細嚼慢咽，有的囫圇吞棗，有的感悟良多，有的一知半解；有的癡迷忘寢，有的硬啃死摳。與此同時，我還結合讀書心得和讀稿的思索，針對當時創作上或理論上所面臨的問題，寫了一些評論文章在報刊上發表，漸漸地人們把我也看成是評論界的一員了。1956年12月，我被批準為中國作協會員。
多年堅持力行的“拜萬人師，讀萬卷書”活動，一方面填補了我學識上的欠缺，更重要的是極大地提升了我的人生境界，擴大了我對文學界的認識，從前輩中學到風范的力量，從同輩中汲取到上進的精神力量，從日常工作中悟出實現理想的動力，將個人追求完全融入整個人生的價值觀、文學觀。如果說在《長江文藝》時奠定了我對編輯工作的愛崗敬業初衷，此時已化為終生的堅守，終生的追求。我的編輯生涯后半生就是在這樣的信念中度過的，落腳點是在《安徽文學》編輯部，此時是1959年3月。
《安徽文學》的前身是皖北文聯時期創辦的《皖北文藝》，省文聯成立后改版為《江淮文學》，后又改為《安徽文學》。
《皖北文藝》和《江淮文學》時代，是安徽文學界的初創期，人才會聚期，也是創作活躍期。當時在文聯和編輯部已經會聚了一批年輕有為的青年作家群體，除陳登科外，如魯彥周、嚴陣、呂宕、耿龍祥、謝竟成、曹玉模、錢鋒、賈夢雷、吳晨笳、吳文慧（白盾）等，都已經在全國文壇嶄露頭角；再加上辦刊物發現推出的一批工農兵業余作者，如邊子正、王興國、王有任、王慶豐、孫楓、郭瑞年、孫君健等，隊伍已形成一定規模。這支力量有一定的生活底子，創作熱情很高，在文學上也各有追求，他們以自己的努力和辛苦，打造了那個時期的文學活躍景象。他們中的許多人已開始紛紛走出安徽，進軍全國文壇，先后推出一批打得響、站得住的優秀作品。可惜好景不長，在1957年的反右斗爭中，許多人被錯誤地打成右派。編輯部主編、副主編、主任、副主任及一批主力編輯，幾乎全軍覆沒。于是，編輯部只得重建。我調到此地來，大約也就是填空補缺的。其實，不單是我，另外一些人也都是在1958、1959這兩年調進來的，大家雖然互不了解，但團結氣氛和合作精神還都很好。
我被分配擔任評論組組長，和在《人民文學》時一樣，還是老本行。那年是新中國建國十周年，我一面忙于籌組安徽的文學評論隊伍，一面著手研究十年來安徽文學創作的狀況，一面積極參與刊物慶祝建國十周年的版面。那年十月號的刊物上，我們重點推出了李務本的反映皖南事變的革命回憶錄《沖出重圍》、甲由申的短篇小說《和平哨音》及一組歌頌祖國的詩歌。另外，我以《收獲——安徽小說創作的一個輪廓》為題，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長文，對安徽十年間小說及散文創作，做了一個概括性綜合評論，指出了安徽的小說（包括長、中、短篇及微型小說）創作，始終是緊緊伴隨著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偉大步伐而書寫人民的艱苦奮斗精神的。我個人以此文算是向安徽的獻禮，也可以算是安徽文壇對祖國的一次匯報。然而，剛剛平靜了幾天的安徽文壇，卻又一次迎來了風暴。1957年的反右，已使安徽文學界大傷元氣，1958年的“大躍進”，文學界也跟著大鬧騰了一年，1959年的反右傾運動，則又是雪上加霜。如從北京來皖的專業作家菡子、李納兩位女士，本來是潛心于創作的伴燈運筆的文人，但前者被戴上“右傾機會主義”高帽赴農場去開拖拉機，后者洗了洗“熱水澡”后長期下鄉蹲點。有一位女同志因在新四軍時和菡子同事過，被株連進來，斗得當場休克。還有幾位老文藝工作者也都被整得鼻青臉腫。這段時期又恰逢經濟困難時期，現實題材的文學創作難以著筆，編輯部只好把眼光放在著力開掘革命歷史題材方面。老作家楊書云連續寫出了一系列反映抗日戰爭期間軍民艱難困苦、奮勇抗敵的故事，如《石頭奶奶》《松子》以及魯彥周的《風雪茶亭夜》等都是鼓舞人們積極向天災人禍做堅決斗爭的動人篇章。
到了1962年，因經濟形勢有所好轉及“廣州會議”吹來一股暖風，有周總理語重心長的講話和陳毅的“脫帽”演說，又有“文藝八條”的下達，文藝界才多少松了一口氣，創作態勢也隨之出現了一些積極性的變化。1962年的《安徽文學》，出現了幾篇引人注目的作品，如菡子的《萬妞》《父子》，江流的《還魂草》，張萬舒的《黃山松》。應該說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當代文壇極具突破性的作品。長期以來，我國文學創作對人性問題一直是諱莫如深的，對人情、人性、人道的批判，往往是非常簡單和粗暴的。任何作品如果人情味稍稍濃了一些，便會遭到無情的指責和粗暴的打壓。人們普遍認為這是一個碰不得的禁區。
《還魂草》是我省已故作家江流同志的一部中篇小說，發表于1962年的《安徽文學》。故事的背景是敘述血吸蟲流行區病患群眾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兩種不同的遭遇。一般同類題材的作品，大多是從階級斗爭的時代變遷的視角，來開掘主題和刻畫人物的。但《還魂草》的作者，不僅緊扣住了時代變遷給人物命運帶來的重大影響，同時還從人性的視角，從開掘人生、人情、人的心靈的角度，關注人物的生命意識，不僅真實而細膩地描繪女主人公楊麗鵑的情感世界，甚至還觸及她的性心理的沖動與搏擊。小說的故事生動曲折，人物形象美麗動人，既有執著追求情愛的柔性美，又有敢于抗爭封建宗族勢力的剛性美，這在當時的文學創作中，是一個相當大的突破。因為人性問題歷來是創作實踐和理論研討中的主要禁區之一。所以《還魂草》的問世，立即在廣大讀者群體和文學界引起極大的關注，隨之而來的便是理論批評界圍繞這個作品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戰。《安徽文學》連續用三期版面，客觀地刊載了支持者與批評者兩種觀點不同的文章，同時還組織了有創作界、批評界和讀者共同參與的討論會，把從書面到口頭又從口頭到書面的討論引到了比較深入的熱潮。持批評態度的主要觀點認為，《還魂草》在表現人與自然關系的斗爭過程中，以資產階級人性論的觀點，取代了階級分析的立場，抹殺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歪曲了社會生活本質，宣揚了活命哲學等；持贊揚態度者則認為，作品高度真實地反映了血吸蟲病患區域受災群眾在新舊社會的不同命運，熱情謳歌了社會主義新時代，深刻批判了舊時代的封建宗法勢力及其倫理道德觀念，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有情有義、有愛有恨的女主人公楊麗鵑，在思想上深深打動了讀者。
這次討論，持續的時間很長，參與的人員也相當多，盡管爭論的雙方觀點截然對立，但大家基本上還都堅持學術爭鳴、思想交鋒的態度，總體上仍是屬于文藝批評間的正常現象。而在一年以后發生的對《還魂草》的圍攻性大批判，則脫離了文藝批評的正常軌道，陷入了無理攻擊與傷害人的境地。特別是由于在華東話劇觀摩演出期間，那沙同志編劇的《這里也是戰場》（原名《毒手》），遭到柯慶施的粗暴干涉與批判，又帶出了那沙在省文聯二屆二次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被指責為“否定黨的領導”，一時間便形成了省文聯的《毒手》《報告》《還魂草》三大事件，隨之便以整風名義對“三大問題”當事者展開了迫害性的大圍攻，而且一直把它延續到“文化大革命”的進程中。在十年動亂的災難歲月里，所有正常的文藝批評全部被扼殺了，代之而起的是對“四人幫”反動文藝路線及其幫派歪理邪說的喧囂與鼓噪，同時配合以對作家藝術家的迫害及其作品的攻擊。安徽文藝界是深受其害的重災區，除了對前述“三大問題”升級圍剿，同時也對安徽作家藝術家所創造的一切成果全部予以扼殺，而陳登科又因遭到江青公開點名誣陷，而使其長篇小說《風雷》受到了世所罕見的批判。1968年7月8日的《人民日報》，以《徹底砸爛中國赫魯曉夫篡黨復辟的黑碑》為題，并加了大段編者按語，極盡捏造歪曲之能事，誣陷《風雷》是為篡黨復辟樹碑立傳的大毒草，此后省內大報以兩篇社論、十個版面的篇幅開展圍剿，各種報章公開批判文章之總和不下百萬字，省內某領導人甚至主持召開全省廣播大會聲討《風雷》，其批判規格之高，規模之大，時間之長，罪名之多，堪稱文壇“奇聞”。
十年動亂結束后，文藝界特別是理論批判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撥亂反正，也就是要把被“四人幫”顛倒了的、歪曲了的、篡改了的、攪亂了的黨的文藝方針、路線、政策和理論原則，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重新端正過來，恢復黨的正確文藝方針路線的本來面目，徹底粉碎“四人幫”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路線，徹底清除“四人幫”陰謀文藝反動謬論在文藝領域里的流毒和影響。在這至關重要的歷史時刻，《安徽文學》雜志挺身而出，較早地站在斗爭前線，再一次將理論批評界同志團結在自己周圍，以刊物為陣地，集中人力和集體智慧，有組織、有規模、有層次地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撥亂反正的理論斗爭。早在1977年元月中旬，我們就召開了以批判“四人幫”所鼓吹的“根本任務論”為主旨的理論座談會，經過反復討論與爭辯，產生了一個《座談紀要》，推倒了“四人幫”的“三突出”理論的根基——“根本任務論”。當時的文化部政策研究室非常重視這個信息，并派一個小組來皖調研，贊揚并支持我們的做法。同年3月我們又舉行“恢復現實主義原則，推倒所謂‘黑八論’”的理論座談會；11月又舉行了以推倒江青制定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簡稱《紀要》）為主旨的理論座談會，又使文藝界的思想解放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我們舉行這些座談會的目的是，既要澄清理論是非，又要把撥亂反正的理論觀點和事實依據公之于眾，所以從1977年2月號起，《安徽文學》每期都以顯著地位和較大篇幅發表歷次座談會的《紀要》和相關的評論文章。如2月號發表了批判“根本任務論”和“黑線專政論”的多篇評論；3月號發表了批判“四人幫”陰謀文藝代表作《春苗》的文章；4月號發表了現實主義問題座談會長約萬字的會議綜述，除正面闡述了現實主義原則并據理駁斥了制造所謂“黑八論”當事人的理論家、作家，為馮雪峰、邵荃麟、秦兆陽、張光年等一批人士公開平反昭雪，這在地方刊物上是很少見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倒江青錯誤言論的理論交鋒中，突破了“兩個凡是”的羈絆，較突出地顯示了安徽文藝理論界的求實精神和理論勇氣。這一時期的刊物以連續不斷的方式對“四人幫”的理論體系及其代表性創作（如《春苗》）、代表刊物（如《朝霞》）進行了普遍揭、逐個批、重點打、破中立的有系統的批判，在撥亂反正中造成了一定聲勢，在全國文藝界產生了較大影響。與此同時，我們也注意到了某些重要報刊發表的批判“四人幫”的文章，在觀念上和立足點上有很大混亂之處。如《評反革命兩面派姚文元》一文，便是沿用“四人幫”的極左論調來批判姚文元“亦步亦趨追隨周揚”的右的面目，且把歐陽山、楊沫等一大批深受“四人幫”迫害的作家拉進來陪同批判，這很可能造成某些新的思想混亂。我當即寫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傾向》短文在《安徽文學》上發表，以澄清某些混亂思想和模糊意識。此文被當時評論界認為是粉碎“四人幫”后第一個內部爭鳴的聲音。在此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始終保持了支持在思想學術問題上爭鳴的態勢，如在關于文藝與政治關系的討論中及對若干有爭議作品和言論的評論中，我們都在刊物上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積極關注的態度參與全國性的討論。
理論批評倡導的思想解放，在解決理論自身的發展和深化，一面也大大促進了創作思想的活躍和創作實踐的興旺繁榮，使安徽的文學創作在小說、詩歌、報告文學等許多方面都出現了較大的突破與進步，涌現了一批與時代思潮相適應的優秀作品。如祝興義的短篇小說《抱玉巖》、魯彥周的中篇小說《天云山傳奇》、張弦的短篇小說《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鍥的報告文學《熱流》都獲得全國性大獎；其他如肖馬的中篇小說《鋼銼將軍》，劉克的中篇小說《飛天》也都是屬于當時全國性的名篇力作；詩歌在當時更有占盡風情之勢，被譽為“井噴期”，1981年的全國詩歌評獎，在全部獲獎的35人中，安徽占了6人，其中有公劉的《仙人掌》、韓瀚的《重量》、劉祖慈的《為高舉和不舉的手臂歌唱》、梁小斌的《雪白的墻》、梁如云的《湘江夜》、張萬舒的《八萬里風云錄》等。應當說這一時段是安徽當代文學史上輝煌的時刻，是刊物最具活力的時刻，是出理論、出創作、出人才的珍貴歷史時刻。這些成果的獲得，離不開黨中央發出的撥亂反正的號召和思想解放運動的指引；離不開鄧小平同志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代表黨中央的《祝辭》中，對文藝與人民的關系、文藝與政治的關系作出了最精辟、最深刻的全新論斷，為新時期社會主義文藝的發展道路指明了方向，極大地鼓舞了作家的創作熱情和使命感，從而激發了文藝創作和文藝理論批評的一次飛躍與突破。
《安徽文學》于1964年“整風”后停刊。“文革”后期，由省文化局革委會出面成立一個編輯組，出版《安徽文藝》。但那兩年的刊物只能在工農兵作者方面做點事，其他則只能應付場面。真正顯示出刊物活力并令全國文壇矚目的，是在粉碎“四人幫”后的新時期。這段時間的刊物有兩件事需要特別提到：一是在培養新作者方面的新舉措，二是在撥亂反正斗爭中所體現的勇敢精神。
培養新作者本來是歷屆編輯部的重點工作，當時的主編江流提出把在工廠、農村、兵營基層的業余作者借來編輯部工作，一來改善他們的生存環境，二來為他們提供一個寬松的文化環境，三來為他們的讀書學習和寫作提供充裕的時間。在四五年的時間里，先后借調近二十名工農兵業余作者來編輯部工作，有的三五個月，有的長達一年以上。其中好幾位后來都成為文壇的骨干。如王祖玲（筆名竹林）、孫中明、蔣維揚、周根苗諸人，都曾在編輯部待過許久。除此之外，江流同志還以超常的膽識，從一些體制外的自發性刊物中，選擇了一組作品，在刊物上特辟《原上草》專欄公開發表，并由我寫了一則長長的編者按予以支持，當時實為創舉。
安徽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的發源地，《安徽文學》則是最早以文學形式為農村改革點贊鼓呼的起步者。當社會上尚在對安徽農村改革質疑不斷、爭論不休時，《安徽文學》的主編江流同志便與幾位作家一起深入到包括小崗村在內的皖東農村基層民戶采訪體察，并以豐富的真實素材寫出了一組散文和報告文學。江流同志的《春回皖東》以一組文章為正在進行中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熱情鼓吹，為廣大農民的熱切需求歡呼支持，也推動了文學積極參與改革大業的熱情。從這里我們又一次看到《安徽文學》是敢于走在前面，并有擔當的勇氣和品格的。
我在《安徽文學》實際供職5年，雖經歷過風風雨雨、跌跌撞撞，但總體是幸運有為。我剛來時有人認為從北京下來是人生的下坡路，而我自己的體會卻是天賜良機。我剛來時，身上還背有沉重包袱，但各級領導對我都很關懷、信任和支持，使我能夠放手開展工作，僅僅以一個編輯身份就在較短時間里，逐步組織起一支有朝氣、有活力、有戰斗力又有學術水平的評論隊伍，活躍了省內文學界的理論批評，均衡了文學事業的正常發展，特別是在撥亂反正斗爭中，這支評論隊伍依托《安徽文學》為平臺，全面而有系統地徹底清算了“四人幫”的反動理論，既有力打擊了敵人，又擴大了刊物的影響力。我與這些文友一起戰斗，既能發揮集體智慧，又給了我一個展現個人才智、體現個人價值、實踐編輯天職的一片廣闊天地，給了我一個追求成為有學力、有筆力、有活力的學者型職業編輯的奮斗目標，給了我一個得以實現以文報國的平臺。我非常感謝《安徽文學》給我的這一切一切，感謝編輯職業給我的光榮。編輯職業是我實現以文報國的重要手段，我一生就是在從事編輯工作來全心全意貫徹執行黨的文學方針路線和各項政策的。
今年是我們偉大的新中國建國70周年，我的一生也是伴隨著祖國從站起來、富起來到走向強起來的光輝歷程中，從青年走到老年，并享受著當今盛世的國泰民安之福，社會的尊老助老之福，個人的身心健康之福，文友的相敬相親之福。
大哉中國！美哉文學！
（寫于2019年夏天）
蘇中，1927年生，遼寧阜新人，1948年畢業于冀察熱遼魯迅藝術文學院文學系。歷任天津市文工團、中南文工團創作員，《長江文藝》編輯組通聯組長，《人民文學》編輯部理論組長。1959年調往安徽，出任《安徽文學》編輯部評論組組長。蘇中先生到安徽后，先后任《安徽文學》編輯部主任，《百家》雜志主編，安徽省文聯理論研究室主任，安徽省文聯領導小組組長等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