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童年文化的中國兒童文學——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演進及啟示

主持人語：

中國現代兒童文學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獨立組成部分，以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學東漸”、“開發民智”的需要推動“兒童”逐漸被“發現”為先導。其正式萌發則與中國現代文學同頻，是借助了新文化運動廢舊立新的強大力量。胡適、陳衡哲、魯迅、周作人、茅盾、鄭振鐸、葉圣陶、冰心、朱自清等中國新文學的先驅，都同是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先驅。中國兒童文學自此從仿效西方，踏上了獨立發展的“現代”之路。

時值“五四”運動百年，韓進的此篇文章頗具回溯縱探之意。他將對中國現代兒童文學的百年回溯，設置在了與兒童文學走向須臾難離的、建立在各時代兒童觀之上的童年文化背景內，嘗試以百年間“不斷變革的童年文化”催生的“一代有一代之”兒童文學做出階段性建構。此文另具新意的一點，在于韓進有意識地基于中國兒童文學正在或已然形成的“獨立品格和獨特面貌”展開探討，嘗試以此啟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研究的自有思路。

——崔昕平

20世紀是兒童的世紀。當世紀的曙光灑到東方時，中國兒童文學伴隨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思想光芒，從文學革命中噴薄而出。茅盾說：“‘兒童文學’這名稱，始于‘五四’時代。大概是‘五四’運動上一年罷，《新青年》雜志有一條啟事，征求關于‘婦女問題’和‘兒童問題’的文章。‘五四’時代的開始注意兒童文學是把‘兒童文學’和‘兒童問題’聯系起來看的，這觀念很對。”（《關于“兒童文學”》，1935）。

在《新青年》上發難“兒童問題”的是魯迅，就在“五四”運動上一年的5月，魯迅在《新青年》第4卷第5期發表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篇之作《狂人日記》，喊出“救救孩子”的呼聲。魯迅說，“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上海的兒童》，1933），“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隨感錄二十五》，1918）。

從魯迅筆下閏土、阿發的“童年的情形”，到新時代作家的“童年書寫”，中國兒童文學走過了整整100年。從童年文化的視角看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根植于童年文化沃土的中國兒童文學帶著深厚的中華文化傳統，在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文學進程中，呈現出別樣生動的景致，不斷變革的童年文化催生了“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中國兒童文學以其獨立品格和獨特面貌，為世界兒童文學的多彩發展提供了“中國經驗”。

人生旅程沒有“童年站”和“兒童票”

兒童文學是現代文學。在“五四 ”以前，中國沒有兒童文學之名，也沒有兒童文學之實，那時人們看見了“童年”，卻對“童年”帽子下的“兒童”缺乏正確的理解，“為兒童的文學”也就沒有發生。

中國古代對于童年的理解有兩層意思：一是表示人生初期，同今天的“童年”，如南宋詩人鮑照的“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歷”（《過銅山掘黃精》）、晚唐詩人黃滔的“莫怪遲遲不歸去，童年已夢繞林行”（《游東林寺》）；一是指“兒童”，如《宋史》“俶子惟演、惟濟，皆童年，召見慰勞”中的“童年”和唐代詩人賀知章的“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回鄉偶書》）中的“兒童”，都是“小孩”的意思。

童年首先是時間概念，古代指15歲以前。這一年，男童“束發為髻”謂之“成童”，女童“結發而用笄貫之”謂之“及笄”。此前“童子未冠，頭發下垂”，謂之“垂髫”，又以“垂髫”指代童年。女子16歲為“碧玉年華”，男子20歲為“加冠之年”，也稱之為廣義的童年。整個童年期又分為襁褓（0-1歲）、“孩提”（2-3歲）、黃口（3-10歲）、“總角”（8-14歲）四個時期，和今天嬰兒期（0-1歲）、幼兒期（3-6歲）、兒童期（6-12歲）、少年期（12-18歲）十分接近，本質上幾無差異。

值得注意的是，古人對兒童的性別特別關注，從出生那一刻就有嚴格區分——男孩出生叫“大喜”，女孩出生叫“小喜”。此后，與男孩相關的有“始齔”（8歲）、“幼學”（10歲）、“舞夕”（13-15歲）、“束發”（15歲）、舞象（15-20歲）……與女孩相關的有“始齔”（7歲）、“金釵”（12歲）、“豆蔻”（13-15歲）、“及笄”15歲、“碧玉”（16歲）、“桃李”（20歲）……可見性別意識貫徹童年始終。

為什么要對小孩的性別較真呢？因為傳統文化里對性別有著不同的規定與期待，男孩女孩的命運有天壤之別。七八歲長牙以前，小孩們還可以一起“戲”“游”——“鳩車之戲”（5歲）、“竹馬之游”（7歲）。長牙以后，男孩有了“教數”（9歲）、“幼學”（10歲）、“舞勺”（13歲）等受教育的特權。待到15歲，“束發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準備承擔成人的責任。孔子說，“吾十五有忠于學，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說的是男人的人生，女人反而“消失”了。

“女孩”成為“女人”后，消失到哪里去了呢？《議禮》上說，“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已經退隱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男權世界的底層，沒有做人的資格，也沒有做人的權利。女孩出生時也和男孩一樣，有“報喜、洗三朝、滿月酒、百日宴、抓周”等嬰兒誕生禮儀，一個接著一個，其實都在為成人舉辦贊禮，本意并不在兒童。在“不孝有三無后為大”的封建道德里，兒童不分性別，“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如果已經兒孫滿堂，便是“父母福氣的材料，并非將來‘人’的萌芽”（魯迅：《隨感錄二十五》）。

魯迅說，“往昔的歐人對于孩子的誤解，是以為成人的預備；中國人的誤解，是以為縮小的成人”（《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8）。兒童生來就不是獨立的個人，在其人生的“時間表和路線圖”里，也沒有童年的地位，雖然標注有“童年界碑”（15歲），卻沒有“童年站”供給兒童停靠。仿佛人在旅途的列車，只有男人和女人兩種票，兒童也在其中；這又是一張從生向死的成人票，只有起點和終點，童年匆匆路過。兒童沒有童年，童年里沒有兒童，“為兒童的文學”自然不會發生。

童年文化的變革與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

童年文化的核心是對兒童的看法。中國古代童年文化內容十分豐富，自成一體、博大精深，但站在“成人的立場”看兒童，恰恰抹殺了兒童的存在，這樣的情形直到“五四”時代才有根本改變。西方“兒童學”傳入后，“兒童中心說”被普遍接受，帶來童年文化由“成人立場”向“兒童立場”轉變的革命性重建。

郁達夫說：“‘五四’運動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現”（《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這“個人”中，“最當注意的還要數兒童”（葉圣陶：《文藝談·39》，1921）。“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心理上，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因為全生活只是一個生長，我們不能指定哪一截的時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為順應自然生活各期——生長、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所以我們對于誤認兒童為縮小的成人的教法，固然完全反對，就是那不承認兒童的獨立生活的意見，我們也不以為然。……應當依了他內外兩面的生活的需要……將‘兒童的’文學供給與兒童”（周作人：《兒童的文學》，1920），中國兒童文學的大幕被徐徐打開。

“五四”時代兒童文學的發生，有跡可循的歷史可以上溯到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啟蒙運動。嚴復在《天演論》（1897）里，從人類學進化論出發，得出“后起的生命更有價值”。梁啟超向“父為子綱”的封建道德觀開火，將兒童從父權下解放出來，賦予“人人平等”的權利，提出“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中國說》，1900）。從培養“小國民”出發，向西方學習，提倡新學，有了晚清的“學堂樂歌”運動和商務印書館編譯的《最新國文教科書》。1908年，孫毓修創辦《童話》叢刊（1908-1920），共出版三集102冊，作為與新教科書配套的兒童讀物，孫毓修也因此成為“中國編輯兒童讀物的第一人”（茅盾：《關于“兒童文學”》）。

“五四”時代開創的中國兒童文學，因應“兒童”的變化，形成四個不同時期：嬰兒期（1919-1927）、童年期（1927-1949）、少年期（1949-1979）、成熟期（1979年至今）。

嬰兒期（1919-1927），“五四”時代的兒童文學。呱呱墜地的兒童文學極其脆弱，從西方“移植”的新兒童觀還有“排異”反應。“五四”退潮后，俄國“十月革命”送來馬克思主義，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兒童的命運有了轉機，共產黨加強了對“兒童共產主義組織運動”的領導，要求“兒童讀物必須過細編輯，務使其為富有普遍性的共產主義勞動兒童的讀物”，“在兒童幼稚的腦子里栽下共產主義的種子”，“培養未來的同志”（《兒童共產主義組織運動決議案》，《先驅》第18號，1923年5月10日），“共產主義勞動兒童”開始進入兒童文學，如蔣光赤的《十月革命的嬰兒》（1924）、筱芝的《陸方的夢》（1926）、凌少然的《敬贈與勞動童子團的革命禮物》（1926）、郭沫若的兒童小說《一只手——獻給新時代的小朋友們》（1927）等。

童年期（1927-1949），戰爭時期的兒童文學。1927年大革命失敗，中國社會進入“內戰——抗戰——內戰”的戰爭模式，戰火下的兒童受盡苦難，兒童文學的童年在歷經苦難中走向輝煌。爭取“未來一代”的斗爭非常慘烈，在國家命運和民族前途的危難關頭，兒童的自然屬性必然讓位給社會屬性，資產階級的“兒童本位論”失去生長的土壤，“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向“工農兵文學”不斷深入，紅色兒童、抗戰兒童、解放區兒童……成為兒童文學的主人公，如洪靈菲《女孩》（1928）、柔石的《血在沸——紀念一個在南京被殺的小同志》（1931）、于伶的《蹄下》（兒童劇，1933）、茅盾的《大鼻子的故事》（1935）、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1936）、邵子南的《中國兒童團》（1938）、許幸之的《小英雄》（兒童劇，1939）、華山的《雞毛信》（1945）、管樺的《小英雄雨來》（1948）等。

少年期（1949-1977），新中國初期兒童文學。新中國成立后，兒童文學作為黨和政府文藝事業的一部分，由中國作家協會具體負責，將兒童文學定位為“培養年輕一代成為優秀的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的強有力的工具”（《中國作家協會關于發展少年兒童文學的指示》，1955），在新中國的陽光里，兒童文學有了第一個“黃金十年”（1955-1965）。這又是一個充滿挫折感的“少年”——兒童是被劃分為階級的，天生有“好孩子”和“壞孩子”，只有工農兵的孩子才被培養成“接班人”。兒童被類型化、成人化，兒童文學從兒童教育的附庸走向階級斗爭的工具。但仍有一批堅持創作規律的兒童文學作家，立足“童年的情形”，解決現實中的“兒童問題”，受到孩子喜歡。如柯巖的《小兵的故事》（1956）、張天翼的《寶葫蘆的秘密》（1957）、徐光耀的《小兵張嘎》（1958）、任大霖的《童年時代的朋友》（1958）、劉厚明的《小雁齊飛》（1961）、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1972）、徐瑛的《向陽院的故事》（1974）等。

成熟期（1977至今），改革開放時期的兒童文學。歷盡苦難“童年”，經受“少年”磨煉，兒童文學在改革開放的春風里走向成熟。1977年，劉心武在《班主任》里發出吶喊，“救救被‘四人幫’坑害的孩子”，兒童文學進入撥亂反正的“新時期”——在“童心論”大討論中，回歸“兒童本位”的“五四”兒童文學精神；在“教育兒童的文學”反思中，回歸“兒童文學是文學”。高洪波說，“兒童文學說到底就是為兒童的文學”，“‘以兒童為主體’，這是改革開放30年兒童文學觀念的根本轉變。將兒童文學從以成人意志、成人教育目的論為中心轉移到以兒童為中心，這是一個革命性的變革”，“其核心則是回歸兒童，讓文學真正走向兒童并參與少兒精神世界的建設”（《記錄中國兒童文學不平凡的三十年》，2008）。有了這個變革，兒童文學重新從“童年”出發，方衛平說，“童年：兒童文學理論的邏輯起點”（1990）；潘延說，“反顧童年：兒童文學的一個永恒母題”（1991）；中國作協專題探討“兒童文學如何表現中國式童年”（2013）。“童年的情形”與“將來的命運”自然聯系起來，兒童文學作家成為“未來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兒童文學作品“為兒童打下良好的人性基礎”。這類作品帶有鮮明的探索和思辨的童年文化特征，如王安憶的《誰是未來的中隊長》（1979）、柯巖的《尋找回來的世界》（1984年）、程瑋的《少女的紅發卡》（1991）、秦文君的《男生賈里》（1993）、梅子涵的《女兒的故事》（1996）、曹文軒的《草房子》（1997）、陳丹燕的《我的媽媽是精靈》（1998）、三三的《舞蹈課》（2005）、邱易東的《空巢十二月》（2008）、趙麗宏的《童年河》（2013）、張煒的《尋找魚王》（2015）、張之路的《吉祥時光》（2016）、湯素蘭的《阿蓮》（2017）等。

以童年文化構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

美國學者艾里克·A·基梅爾在《兒童文學理論初探》中說過，“一個社會、一個時代為它的兒童所產生的那種類型的文學，最好地標示出那個社會所理解的兒童究竟是什么樣子”。中外兒童文學在基本原理上是相通的，但一地有一地之文學，一代有一代之文學。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應該建立在中國社會“所理解的兒童”和“為它的兒童所產生”的兒童文學的實踐上，而不能照搬西方的兒童文學理論。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只能也必須是“中國的”，而不是“中國化的”，更不是“西方化的”。百年中國兒童文學從“五四”時代走來，從五千年中華傳統文化中走來，有著開放的品格和深厚的傳統。春秋時代的老子有“嬰兒說”（《老子》），明代的李贄有“童心說”（《焚書》），古漢語里有關兒童及童年的名稱就有幾十種，近代有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現代有魯迅的“幼者本位說”，當代有陳伯吹的“童心說”……這是一座童年文化的富礦，應該去系統開發，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建立“兒童—成人”共同體的新童年文化，讓中國兒童文學理論之根，深深植入中華民族童年文化的沃土，開出絢爛的花朵。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經驗告訴我們，單純從兒童的立場出發，過分強調兒童與成人在生理心理上的不同，就會將兒童與社會割裂，兒童文學成為“有意思無意義”的消遣文學；單純從“成人的立場”出發，過分強調“兒童是成人的預備”，就會無視兒童的獨立價值，兒童文學成為“道德文章”的教育工具。其實，兒童是成長中的兒童，不同時代有不同含義，百年兒童文學的演進就經歷了封建兒童、資產階級兒童、勞苦大眾兒童、中華民族兒童、無產階級兒童的不同身份變化，不同身份有文學的不同使命，必須研究兒童不斷變化成長中的生理心理新特點，研究兒童不斷變化提升的文學閱讀新需求。兒童向著“成人”的方向發展，成人反顧自己的童年，雖然分屬兒童與成人兩個世界，但有一顆“童心”相通，兒童和成人的世界其實是統一的，昨天的兒童是今天的成人，今天的兒童是明天的成人，兒童與成人本來就是一個人。

百年中國兒童文學的發展啟示我們，破除“兒童”與“成人”的對立，建構“兒童—成人”一體的童年文化，應該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建設的應有思路。所謂“兒童—成人”一體的童年觀，就是兒童與成人的對立統一關系是童年期的基本矛盾，這一矛盾運動是推動兒童成長的內在動力，兒童都渴望長大成人，成人都是從兒童長大，堅持“兒童—成人”一體的童年觀，就是在成長的歷程中，堅持“兒童的立場”與“成人的立場”的統一。堅持“兒童的立場”，就是“將兒童當人看”，“將兒童當兒童看”，尊重兒童與成人平等的人格，尊重兒童有別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點，“順應”兒童的成長規律供給適宜的文學，同時又站到“成人的立場”，在“順應”中“引導”。堅持“成人的立場”，就是按照成人的理想來塑造兒童。文學的塑造是心靈引導，不是強制教育，在“引導”時又回歸到“兒童的立場”，防止無視兒童的特點和超越兒童的能力。反對以一種立場代替或否定另一種立場，特別是在堅持“兒童的立場”同時，務必堅持“成人的立場”，因為兒童生活在成人之中，兒童成長離不開成人引導；兒童文學的生產者（創作、出版、銷售、推廣者）是成人，兒童走進兒童文學的“把門人”也是成人，成人承擔著把兒童由“自然人”培養成“社會人”的責任和任務——從這個意義上說，兒童文學是“成人的”文學，在“兒童—成人”的矛盾運動中，兒童與成人共同塑造美好的人生，兒童文學呈現出源于兒童又高于兒童、反顧童年又超越童年的人生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