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五作家作品評論在文藝報上整版推出

近日，文藝報整版推出部分評論家對我省作家曹多勇的長篇小說《淮水謠》、陳斌先的長篇小說《響郢》、苗秀俠的長篇小說《皖北大地》、朱斌峰的中短篇小說集《水光抑或鏡影》、余同友的短篇小說集《去往古代的父親》的評論，擴大了安徽作家的影響力。現將該版評論轉載如下，以饗讀者。

傳奇筆法書寫普通人的傳奇人生——評曹多勇長篇小說《淮水謠》

納楊　

中國文學中有一種傳奇筆法，簡單地說，就是在小說人物面對重大轉折的時候，用隱喻、暗示、啟示等心理描寫，為人物的選擇做注解。這些心理描寫中，往往隱含著大量中國傳統文化的因子，可以見出中國人的精神內核。這種傳奇筆法用好了，會因其內在的心理同質而增加讀者對人物的理解，可以對小說主題起到升華提純的作用，用不好，會讓人覺得牽強，不可理喻，甚至破壞小說的整體性，使讀者游離于小說外部，達不到小說的藝術享受。這種寫作手法在當下的小說寫作中也不時見到。讀曹多勇的《淮水謠》，又看到了這種傳奇筆法，同時因為小說結構上的創新性，使得這部小說復古而不老套，其小說藝術值得研究。

小說以淮河邊大河灣村一對普通農民夫婦韓立海和吳水月一家六口的人生遭際為主線，寫出了淮水人家的幾十年變遷。韓立海夫婦憑著樸素的生活智慧和勤勞的雙手，硬是把三兒一女送出了大河灣村，送進了城鎮，但他們自己卻離不開土地，一直生活在世代耕種的土地上。土地曾經養育了一代代中國人，卻從韓立海這一代以后大量離開土地，中國人的生活也隨著這一“離開”發生了深刻變化，這一變化足以影響中國人的精神內核。小說通過一個普通農民家庭的故事，寫出了這種變化過程中人們的思想情感。小說對新云、新水、新雨、新苗四個人物的塑造也很有代表性，一方面，他們的性格設計符合中國人對老大、老二、老三、老幺的設想，也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物出生的年代；另一方面，他們四人的命運走向，也是基本符合人物性格的，分別代表了那個年代青年人奮斗的四種路徑，從中可以看出時代、社會對具體個體的影響。這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傳奇故事，也是發生在新中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的千千萬萬個傳奇人生的縮影。

韓立海夫婦能夠讓四個兒女跟上時代的潮流，雖不是弄潮兒，沒有取得驚天動地的成功，但也沒有落后于時代，被時代所拋棄。這始于他們的一個樸素思想：孩子只有讀書才能有出路，只有走出大河灣村才有出路。于是他們就想方設法送孩子們去上學，供孩子讀書，只靠種地是遠遠不夠的。正在韓立海去鎮上找門路被告知“經濟能力”不行而一籌莫展時，這個關鍵的轉折點上，傳奇筆法出現了：韓立海像是得到神諭似的，在城門口看到一進一出都是趕著豬去配種的兩撥人，從中領悟到養豬賺的錢就夠送兒子進城讀書，進而考大學了。其實送豬到別處去配種這樣的事情，在農村是很普遍的，很多時候大家是熟視無睹的，但當時當地，在韓立?？磥砭褪抢咸煸诮o他指明出路。他是能干的農民，還真就養了四頭豬，把幾個孩子送到鎮上讀書了。這里的“神諭”式寫法，符合實際情況，也符合人物性格，更為小說增加了一些神秘感、命運感。

另一些讓人印象深刻的傳奇筆法，出現在對吳水月的心理描寫中。吳水月這一農村婦女形象是該作品的一大貢獻。母親在一個家族中的作用往往是決定性的。看起來功成名就的是家族中的男性，但真正培養、塑造出這些男性的卻是母親。在韓立海、吳水月這個大家庭里，吳水月是一個靈魂人物。要讓孩子讀書，走出大河灣村這一認識，是吳水月提出，并成功影響了韓立海。當培養二兒子受挫，讀書這條路走不通時，又是吳水月準確判斷二兒子的優缺點，決定拿出錢讓二兒子到鎮上開雜貨店，給二兒子創造了一個通往外界的通道，二兒子才有機會做生意，一步步成為民營企業家，成功離開大河灣村。至于把三兒子當女兒養，對小女兒卻可有可無，這樣的心態本身就帶有傳奇色彩。她不是一位理想的母親，她的優點和缺點一樣鮮明，她對孩子的偏心和對孩子的因材施教的智慧一樣是她的標簽。她還有一個標簽，那就是自省意識。她的反省依據不是空泛的哲理，而是來自身體的切實疼痛。她會用懷孩子和生孩子時身體的反應來分析判斷孩子的性格，進而為他們指明出路。她會在送走最小的女兒后，從幾個孩子離開家時身體上的疼痛感來悟出幾個孩子在自己心中的不同位置，進而領悟到自己對女兒的一切幻想都已經給了三兒子，對真正的小女兒卻沒有了一點感情。小說用這種自白式的心理活動，帶有某種魔幻色彩的敘述，為我們闡述了吳水月這樣一位母親的存在合理性，使這一人物因感性和理性的良好結合而豐滿、鮮明。

作者曹多勇長期堅持在淮河地區采訪寫作，淮水對他來說，就是他的文學礦藏。能找到一個蘊藏豐富的寫作資源，是作家的幸事。期待曹多勇在他的文學礦藏里繼續開掘、深挖，更深入地捕捉淮水這一方水土的人們富有的精神特質，寫出他們在時代變遷中的精神風貌，為當代中國人的文學書寫貢獻新的典型人物形象。

藝術反轉與傳統文化的深沉挽歌——關于陳斌先長篇小說《響郢》

王春林　

陳斌先長篇小說《響郢》前后共計10章，從總體藝術結構的角度來看，其實可以被切割為兩大部分。從一到七章，為第一部分。這一部分的敘事過程中，作家雖然也偶然會跳出響郢，穿插交代外部世界發生的一些重要變化，但主體筆觸卻一直停留在響郢內部，敘述著董、孫、廖三家曾經的與現在的響郢，在彼此碰撞和爭斗的過程中，如何想方設法地擴大自家的產業和勢力。這個過程中，作家陳斌先雖然不可能不移步到董家和廖家，對德公的老謀深算與大哥董風堂為重振家業所做出的各種努力有所描寫，但毫無疑問地，他的描寫重心最終還是落腳到了孫家響郢。其中，尤其以孫寶齋和董風玲他們二人之間由針鋒相對到彼此認同這一過程的描寫最為驚心動魄，也最為引人注目。然而，在集中描寫孫寶齋與董風玲的激烈沖突之前，作家首先巧妙地借助于孫家樹妹妹孫家芬之口，對孫家響郢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概括性的介紹。從藝術表現的角度來看，作家這種煞費苦心的特別設置，很容易就可以讓我們聯想到曹雪芹《紅樓夢》中冷子興演說榮國府那一個部分。正是通過孫家芬的細致介紹，方才對孫家響郢那樣一種四世同堂以及各門各戶的具體情況有所了解。孫家響郢雖說四世同堂，人丁興旺，但孫寶齋找不到堪當大任的后人，一番尋思，唯有重孫孫家樹和他的童養媳董風玲是有望未來重振孫家響郢大業的可造之材。既如此，孫寶齋就下定決心悉心栽培他們兩人。首先，因為親眼目睹廖家響郢憑借有人在外行伍當兵而鼎盛一時，所以，孫寶齋便如法炮制，千方百計讓孫家樹也走上同樣的人生道路。在懇請德公出面給孫家樹打點當兵之路慘遭婉拒的情況之下，孫寶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安排孫家樹南下去投考黃埔軍校，孫寶齋就要告訴大家，孫家落下廖家好幾步，得提鞋趕上去。

相比較而言，孫寶齋還是把更大的期望寄托在了孫家樹的童養媳董風玲身上。通過對董風玲打壓、誤會、激起更大的抵觸，到董風玲受到誣陷孫寶齋替她洗清委屈，再到董風玲主動維護太爺孫寶齋、主動營救孫寶齋等等細節，我們才徹底明白，孫寶齋為什么要特別指派自己最信任的大娘去專門給她講授各種倫理道德與禮儀規范：“大娘說，先從‘仁’字說起；大娘說，仁分大仁、小仁，大仁說的是忠君報國，小仁說的是寬厚仁慈?！薄坝伞省竽镎f起了‘善’，說善是仁的根基。”從這個角度來說，孫寶齋之所以要抓住一點過錯嚴厲地懲罰董風玲，懲罰她到廚房去幫廚服苦役，的確是為了更好地打磨她的心性。正所謂不打不相識，孫寶齋與董風玲他們兩位，正是在經歷了一番彼此對立的角力過程之后，方才對對方產生了強烈的認同感。尤其是又相繼經歷了100塊大洋，以及孫寶齋受辱時董風玲親自帶人解救了自家太爺這兩件事情之后，孫寶齋不僅對董風玲更加信任有加，而且還當眾公開表示，要把管理孫家響郢的大權交付到既明辨是非又敢作敢為的董風玲手里。應該說，一直到董風玲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徹底贏得當家太爺孫寶齋的信任這個時候，作家陳斌先的筆觸始終集中在家族碰撞與爭斗的描寫之上，整部《響郢》給讀者留下的突出印象，依然是一部旨在描寫表現董、孫、廖三家響郢之間家族沖突的長篇小說。然而，就在讀者差不多就要斷定《響郢》就是一部家族小說的時候，陳斌先的筆觸卻于看似不經意間發生了一種出人意料的藝術反轉。從第八章，董風梁與孫家樹這兩位先后銷聲匿跡的人物形象的再度粉墨登場，整部長篇小說的基本矛盾就開始了方向的根本轉變。如果說此前的矛盾集中在董、孫、廖三家響郢之間，屬于家族之間的碰撞與爭斗，那么，伴隨著董風梁與孫家樹這兩位原屬響郢人家子弟，但在外出期間卻已經接受了現代革命思想或者說革命現代性思想影響的重返故鄉，小說的基本矛盾就已經明顯轉換成了恪守“仁義禮智信”原則的傳統文化與信奉以暴力的形式顛覆舊體制的革命現代性之間的尖銳碰撞與沖突。這樣一來，看似家族小說的《響郢》也就隨之脫胎換骨地變成了一部現代社會小說。究其根本，陳斌先《響郢》思想藝術的成功，與如此一種藝術反轉的巧妙設定，存在著不容忽略的內在緊密關聯。

孫寶齋之所以要煞費苦心地送孫家樹去投考黃埔軍校，乃是為了順應時勢的發展，效仿復制已經先期取得成功的廖家響郢，以重振孫家響郢的雄風。沒想到，他種下的是龍種，收獲的卻是跳蚤。事與愿違的是，等到孫家樹再度出現在自家太爺面前的時候，他不僅被迫棄一直在家苦守的童養媳董風玲于不顧，背信棄義地娶了文旅長的千金平兒為妻，而且干脆搖身一變，變成了以徹底剿滅政治對手共產黨響郢游擊支隊為主要目標的縣保安團團長。與孫家樹相類似，同樣在出逃并經過了一番頗為復雜的過程之后，董風梁接受了共產黨所倡導的一整套革命理論，并成為響郢游擊支隊的主要負責人。他暗中潛回故鄉的終極使命，就是要充分發動像李三這樣一類底層民眾的積極性，在劫富濟貧均貧富的同時，從根本上顛覆國民政府的統治。也因此，雖然孫家樹與董風梁都屬于少小時關系特別密切的玩伴，但正所謂各為其主，當他們羽翼豐滿重返故鄉的時候，卻不期然間就成為了你死我活的政治對手。當然，無論如何都不容忽略的一點是，董家大哥董風堂怎么說都應該義無反顧地站在弟弟董風梁的一邊，而實際上，令董風梁倍覺不可思議的是，董風堂竟然毫不猶豫地站在了堅決維護響郢利益的一邊。

也因此，我們無論如何都必須強調的一點是，到了小說后面的三章（也即從第七章到第十章）部分，伴隨著基本矛盾的方向轉換，《響郢》中那些先期登場的各種人物之間的關系已然發生了力量的重組。一方面，我們固然承認，孫家樹與董風梁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同黨派政治立場的尖銳沖突，但在另一方面，當他們共同面對著以響郢為代表的傳統文化力量的時候，卻又殊途同歸地成為了革命現代性文化立場的體現者。與此同時，當孫家樹與董風梁重組為革命現代性的體現者的時候，那些原本在家族沖突中立場對立的人物形象，也在完成著力量的重組。無論是廖家太爺德公，還是孫家太爺孫寶齋，抑或是董家的當家大哥董風堂，當然也包括董風玲與廖階福這樣的重孫一輩，到這個時候，都不約而同地捐棄前嫌地站到了三家響郢——即傳統文化立場的一邊。某種意義上說，孫家太爺孫寶齋的溘然去世，具有著突出不過的象征意味。它所強力象征的，正是堅定信奉“仁義禮智信、德行孝悌廉”的響郢文化也即中國傳統文化在革命現代性面前的徹底崩潰與敗落。

在這個意義層面上，陳斌先的這部《響郢》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陳忠實那部影響巨大的經典長篇小說《白鹿原》。如果說《白鹿原》所充分展示出的，面對革命現代性的步步緊逼，鄉村宗法文化譜系節節敗退。那么，陳斌先《響郢》所描繪出的，是以孫家太爺孫寶齋和董風玲他們為突出代表的響郢文化，在革命現代性文化面前，節節敗退并最終徹底衰敗崩潰的過程。《白鹿原》中的基本價值取向，用“子一代”來反對保守傳統的“父一代”，構成了一種反向書寫。形神兼備地傳達出了一種“告別革命”的深刻思想題旨。陳斌先的敘事視點明確不過地落到了以孫寶齋和董風玲為突出代表的響郢文化身上，塑造了一系列的鮮活人物，構成了一曲哀婉深沉的傳統文化挽歌。

文學與“農治”——略論苗秀俠近年長篇小說創作

郭艷

《谷梁傳》中記載“農”是“辟土植谷”的人，而“民”的原初意義則為不遷徙的國族?！稗r”自古以來就是安土重遷、開荒種地之民。在傳統農耕文明中，中國的“農”作為“士農工商”結構中的重要元素，一直承擔著固定的經濟身份和文化倫理價值。然而，當中國社會經歷三千年未有之大變的時候，“德能居位”的士，因現代行政制度風流云散?！扒尚膭谑殖善魑铩钡墓?，被大機器生產所替代，四民之末的商業大行其道，此時開荒種地的農也被迫終結了與土地的依附關系。農民日漸脫離土地，以筋肉勞動大軍的身份在國土上遷徙，尋找工作機會。此時，中國傳統四民結構最終趨向根本性的瓦解，中國社會在現代性的“進步”中以極快的速度走向了新型文明樣態。

中國社會近30年的現代化進程中，農民因為群體數量龐大，居住面積廣大，他們往往成為變革對象中最重要又最困難的對象。這種變革讓中國農民的身份、經濟地位、文化倫理價值等等都產生了質變，而文學所關注的是這種質變過程中，農民作為群體的整體性社會文化經驗表達，農民作為個體的精神情感狀態與特征。作家在新的“人”的層面，或者說現代人的層面重新打量中國農民，摹寫他們在文明轉型中的心路歷程，從而賦予中國農民深度的人性內涵和文學性觀照。

苗秀俠近年創作重心在于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農村變遷的敘述，對于農民生活變化的描寫以及對于農民新的情感特質的描述。三部長篇《農民的眼睛》《農民工》《皖北大地》體現出作家對于中國農村現狀的深切關注與思考。這三部長篇關注的是中國農民不同層面的現狀，也顯示出作者對于農民問題遞進式的思考和追問?！掇r民工》著眼于農民從鄉土到城市，重在謀求經濟地位的變化?！掇r民的眼睛》用平等的視角去觀察現在的村人村事，重在農村倫理風俗意義的呈現。《皖北大地》則表現出中國農民對于自己主體性價值意義的追求。從這個長篇所描寫的返鄉農民企業家來看，他們最看重的不再是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金錢，反而是在經歷了現代城市文明洗禮之后，對于農耕文明的文化倫理價值有了新的反思和回歸，這種反思和回歸帶來的是行動——他們主動地重拾傳統文化價值理念，且在現代資本、科技和知識的支持下，身體力行地踐行曾經拋棄的傳統倫理文化，例如仁義的品性，利他的行為，人性人情之美等等，最為重要的是回歸對于土地的有效性地使用。作為虛構性的小說創作，在處理現實的時候，無疑會加上很多理想化色彩。中國農村的現代轉型已然開始，沒有回頭路可走，傳統文化倫理價值是否真的具有實效性，當然沒有確切的答案，但是卻無疑會給當下中國鄉土的價值倫理建設帶來深刻的啟示性。

中國農民自從傳統四民結構被打破之后，近代百年歷史中，他們無疑都是苦難的貧窮的低微如塵芥般的存在。在整體的現代性進程中，農村勞力和農業稅收為中國城市化提供了巨大的物質支撐，然而農民卻在鄉村衰敗的文化轉型過程中，日漸淪落為沒有身份尊嚴的沉默群體。在文學中，路遙筆下那種極力掙脫農民身份的農民，賈平凹筆下蒙昧而鄉愿的農民，底層文學中粗俗、野蠻而暴力的農民……這些作品都體現出作家對于農民自身主體性身份的質疑與思考。對于世代深深植根于土地的農民來說，在新型社會樣態下該怎樣確立自己的主體性身份？苗秀俠的創作散發著濃郁的皖北地域氣息，農村、農事和農民是她最為關注的敘事內容。她的系列長篇小說創作豐富和內化了對于“三農”題材的文學性表達。她的小說敘事擅長感性經驗的質樸表達，人物在情感和精神層面顯示出一種土生土長的頑強和堅韌。在新作《皖北大地》中，作者無疑試圖重新建構中國現代農民的主體性，期待這些曾經低到塵埃里的大多數“沉默者”能夠獲得作為一個現代人的尊嚴。

重新敞開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聯

傅強

朱斌峰的小說具有個人詩情的風格，主觀化想象，甚至帶有某種寓言性的色彩。這種比較強的形式感、濃郁的江南水鄉氣息、浪漫的詩性是我特別喜歡的。在小說中能夠看到作家對于自然的愛，江、水、魚、老屋與老街等日常生活都被賦予浪漫的詩性，帶有地域文化特色，也帶有朱斌峰自己的敘事風格。這樣的小說沒有完整的故事情景，呈現碎片化的生活與場景，比較散淡，用一種詩性的寫意的方法點染。

我們看慣了這種憑借于觀念和想象進行的寫作。并不是他的小說不好，我的不滿足之處在于，文學是不是也要從當年那樣一種比較西方化的文學觀念里面走出來，重新敞開文學與現實之間的關聯性。我們現在已經很少看到客觀化的小說，我有一個不成熟的觀感，現在很多青年作家的寫實能力是明顯下降的。有些作家講自己的技巧如何如何好，我恰恰認為是技巧不過關。所謂技巧就是我們有沒有一種能力精準復現某一個場景，能不能深刻鮮活地塑造一個人物。在此之前被先鋒文學打倒的，那種被認為是陳舊的、傳統的現實主義文學寫作的部分，在我看來恰恰是我們很多作家最需要或者最稀缺的一種能力。一些小說可以無限制地去想象，靠一種觀念鋪展開來，可以帶給批評家很多靈感，闡釋起來也非常方便，但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閱讀這樣的小說最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可能是一片迷惑，小說中沒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也沒有讓人驚心動魄的場景。一些現實主義的經典作品比如《高老頭》會以小說中的人物命名，當下中國作家似乎不具備這樣的信心，能夠用自己小說中人物的名字命名自己的小說。我們的小說家塑造人物的能力在下降，我們已經習慣按觀念虛構一個場景，大致鋪展開一種對日常的想象。這其中能夠孕育出一種似是而非的意義，對于社會生活有一種隱喻，有一種寓言性，但具體是什么又不太清楚，只能靠批評家替作家補充完整。很多作家已經習慣了這樣的創作方法，作家提供一個虛幻的文本，然后靠批評家替他落地，或者靠批評家幫他飛升。這種懸置在半空的寫作，導致很多作家寫不清楚面前的水杯到底是什么質地，寫不清楚穿的襯衫是什么材質，他們不屑于下這樣的工夫，不屑于這樣的客觀觀察，但這種觀察其實非?？简炞骷业哪芰ΑＲ獣鴮懳膶W與時代、文學與生活是什么關系，首先需要具備這樣的寫實的能力。

鄉村的守望和憂慮

王達敏　

余同友的小說我陸陸續續在看，小說技術是越來越好，在他擅長的小說范圍內，已經打上個人標記，像《白雪烏鴉》《轉世》等小說。他的小說喜歡用荒誕來穿透現實，這是他的拿手好戲，在荒誕的外套里面是現實和人生內容。由此判斷余同友的小說是先鋒性的小說，或者是先鋒特色明顯的小說，恐怕是小看了他，被他的障眼法迷糊了眼睛，因為這種手法已經在西方時興100多年，中國的先鋒小說也過去30年，如果還對余同友的小說貼這個標簽，可能有一點誤讀。

他的小說實際上是用西方慣用的荒誕手法作為小說道具，來表現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道德與人性、真實與荒誕之間的思考，它的小說主要思考鄉村文明在強大現代化的擠壓下的潰敗，但是他還在堅守。這種思考使他的小說有兩個空間，一個是瓦莊、一個是羅城，也就是鄉村和城市，現代與傳統的差別。有的評論家講余同友的小說表達的是鄉村的守望和憂慮，這應該是一個準確的把握。

余同友的小說寫得越來越嫻熟，但也要把這個殼破一下，因為一個東西用慣了以后，一起筆就是你習慣的那個東西，這個東西要丟掉是很難的。我看過他的兩部小說，《霧月的灰馬》和《去往古代的父親》。在這兩部小說里面出現了新的東西?；荫R是隱喻，被現代城市高速的發展擠壓到鄉村，連同一起到鄉村的還有養馬人，灰馬是強勢現代性對弱勢農業文明的侵犯。《去往古代的父親》中父親退休后向往古詩人的浪漫、逍遙便泛舟暢游，這種情感離古人更近，離現代更遠，這種感覺很好。他以前的小說是思考城鄉之間、現代與傳統之間的關系，無論怎么留戀、堅守鄉村，背后的東西都值得思考。現代與傳統，城市與鄉村已經不是二元對立，不做善惡是非道德的判斷，遵從事物發展的邏輯或生命的倫理，我認為這是余同友小說思想觀念以及小說創作的一大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