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晚報》發表對季宇的專訪

季宇新作《王朝的余暉：淮軍1862-1900》近日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本書從1860年前后晚清政壇動蕩寫起，到1900年庚子國變后結束，書寫了清末重臣李鴻章創建、發展淮軍的始末以及淮系集團不斷演變、壯大直到最終覆滅的歷程。在接受新安晚報、安徽網、大皖新聞記者專訪時，季宇直言，退休后寫作的功利色彩淡了不少，寫作成了一種愛好，也是一種生活常態。“安徽文化資源是一個富礦，我一直情有獨鐘，寫起來也得天獨厚。”

新安：晚清歷史十分豐富，您對這段歷史十分熟悉并深耕多年，那創作這部《王朝的余暉》的動因是什么？

季宇：晚清歷史和人物作品，我寫過一些。如徽商題材的《新安家族》《徽商》等；如辛亥革命題材的《共和，1911》《江淮雄風》等；如反映晚清歷史的《清朝大崩潰》等；還有清末民初的《段祺瑞傳》《權力的十字架》等。淮軍這個題材，早在2009年，安徽電視臺拍攝十集大型紀錄片《淮軍》時，我受邀擔任撰稿，從那時起，我就開始關注這個題材了。

淮軍最早是從安徽走出去的，后來逐步壯大，成為晚清王朝最大的政治、軍事集團，前后貫穿了晚清四十年的歷史。關于晚清的書有很多，但《王朝的余暉》從淮軍興衰這個角度來觀察晚清四十年的歷史，這就與其它寫晚清的書有了區別。此外，淮軍是從安徽走出去的，地域色彩濃郁，這也讓我很感興趣。安徽文化資源是一個富礦，我一直情有獨鐘，寫起來也得天獨厚。

新安：能不能說，淮軍史就是一部晚清史，也是晚清軍事史。

季宇：淮軍的歷史從同治初年開始，到庚子事變結束，貫穿了整個晚清歷史。可以說，一部淮軍史就是一部晚清史。晚清內外交困，風雨飄搖，為了改變積弱，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在艱苦探索，尋找出路。從這個角度說，淮軍的興衰史也是一部社會各階層艱難探索，奮力求生的大歷史。這些都是我極力想表現的。

在寫這本書時，我有兩點感觸較深。一是晚清時，西方列強為了瓜分中國，多次挑起侵略戰爭。淮軍作為國家武裝力量的中堅，成為抗擊外敵入侵的主力。他們中涌現出了許多愛國將領，像吳長慶、潘鼎新、劉秉璋、劉銘傳、左寶貴、鄧世昌、聶士成等。雖然晚清對外戰爭（除中法戰爭外），大多以慘敗告終，但在這些過程中，一些淮軍將領所表現出的英勇無畏的犧牲精神卻令人感動，像左寶貴、丁世昌、聶士成等都死得非常悲壯。他們不愧是民族英雄，永遠值得緬懷。

二是當時的淮軍集中了許多那個時代最優秀的人才，其中有一批最早“睜眼看世界”的人，非常可貴。十八世紀六十年代，英國工業革命開始轟轟烈烈地興起。隨著“蒸汽時代”的到來，西方列強迅速崛起。然而，經歷過康乾盛世的清王朝依然沉浸在昔日的輝煌中。對于世界大勢，當時大多數國人都渾渾噩噩，一無所知。但淮軍中有一批人最早接觸到西方的先進文明。有句話叫“中堂勛業洋槍始”，就是說，淮軍進入上海后，是最早接觸到洋槍洋炮的。當時中國還是冷兵器時代，淮軍接觸到洋槍洋炮，便開始換裝。這是中國軍事近代化的開始，也是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開始。后來，淮軍中很多人物都投入了洋務運動。他們主張師夷之長技，在中國辦新式教育，興辦各種新型企業，如機器制造局、江南造船廠、開平礦務局、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漠河金礦等等。1870年，李鴻章在直隸總督任上啟動了第一批留美幼童計劃，更是堪稱中國教育史上一大創舉。

新安：晚清是風云變幻的大時代，書里眾多的線索和視角，作為一個創作者，最大的難點在哪里？

季宇：這本書的歷史跨度大，人物眾多。從1862年至1900年，這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幾十年，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所以說風云變幻，一點也不為過。淮軍鼎盛時，有十一個軍系，二百多營。淮系的重要人物，省部級文職高官（如總督、巡撫、尚書、侍郎）有三十八人之多；至于武職，像提督和總兵數量更是驚人，約有一千三百人之多，其中有七百多人為土生土長的安徽人。晚清的歷史又極為復雜，各個派系之間、朝廷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矛盾更是錯綜復雜，如何在四十萬字的作品中把這些都有機地表現出來，在結構和寫作上有一定難度，需要動點腦筋。

再者就是如何寫出每個人不同的性格，性格要靠細節來支撐。我這本書是非虛構，不能瞎編，每個細節，每個場景，包括對話，都要有出處，有根據。出版社也是這樣要求的，責編王蔚先生與我溝通時就多次強調。為此，我花費不少精力去查閱史料，包括筆記、回憶、文檔、通信等，從中一點點耙梳、尋找，的確費了不少勁。

新安：書中雖然引用了大量的史料，但讀起來卻非常生動，也非常好讀。您好像在寫人上花了不少工夫？

季宇：是的，我是作家，我和歷史學者的關注點有很大不同。歷史學者高屋建瓴，比較注重宏觀的歷史以及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作為作家，我比較關注故事，關注個體活動，特別是注重怎么寫好人物。寫好人物，關鍵是要寫性格。比如，曾國藩與李鴻章都是“中興名臣”，李鴻章還是曾國藩的學生，但他們的行事風格有很大差異。曾國藩為人師表，追求完美，但李鴻章是實用主義者，他做事注重結果，不在乎手段。曾國藩用人講究出身和品行，可李鴻章不管這一套，只要有能力，能夠為己所用，不論雞鳴狗盜之徒，一律來者不拒。他還善于籠絡收買人心，凡跟著他干的人，他給官給錢，從不吝嗇。他有一句名言：“天下熙熙攘攘，皆為利耳。我不助人，誰肯助我？”

左宗棠的性格也極有特點。他為人強勢，做事霸蠻，就連曾國藩也不放在眼里。他是舉人出身，由于沒考上進士，所以對進士很不待見，提拔干部也多用舉人不用進士。這些在正史中也許無關緊要，但在文學作品中卻多多益善。

還有人有多面性，不是非白即黑。如丁寶楨也是清代名臣，此人為官清廉，一聲正氣。慈禧手下的大太監安德海南下采辦，作威作福，怨聲載道，但人們敢怒不敢言，就連直隸總督曾國藩也不敢動他。可他到了山東地界，卻被時任山東巡撫的丁寶楨一舉拿下，斬首示眾，這事轟動朝野。可就是這樣的一位清官，卻堅決反對為楊乃武與小白菜平反，為此他還大鬧刑部，咆哮公堂，指著刑部尚書鼻子，罵他老邁糊涂。但事后證明，楊乃武與小白菜確系冤獄。人無完人。我認為，表現人物性格最好的辦法就是寫出他的多面性，這也是我多年寫作的一點體會。

新安：“還原復雜歷史的本來樣貌”是很多創作者希望能做到的，那在您眼里，歷史的本來樣貌應該是什么樣的，如何才能無限接近這個目標？

季宇：紀實文學，或者說非虛構作品，顧名思義就是以非虛構方式真實地反映生活，但對于歷史，真正“還原”很難做到，我們能做的只能盡可能地接近歷史。我寫過不少這類作品，比如《共和，1911》《江淮雄風》等，也積累了一些經驗。《江淮雄風》可以說是第一本全景式的寫安徽辛亥革命歷史的書，這也算是我的一點小小貢獻吧。我個人感到，要寫好這類作品，需要做到真實性、客觀性、思想性。

真實性，就是要提倡學者精神，把敘事建立在史料的基礎上，力避杜撰，最大限度地呈現或還原歷史本來的樣貌；客觀性，就是不拔高，不貶低，力求真實；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則是思想性。一部好的非虛構作品必須注意發掘時代精神，用現代觀點反映歷史、解讀歷史。在《王朝的余暉》中，我對淮軍由盛走向衰落也進行了反思。它們向西方學習，卻不改變封建制度，還有腐敗嚴重，這些痼疾都導致了它們無法擺脫舊式軍隊的宿命，最后跌落神壇。這與晚清王朝走向滅亡是一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