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的日歷隨手就翻過去了，一年里寫下的文字卻形影不離地尾隨著每個作家，一路前行，文字是作家活著的口糧，也是作家活著的理由，一個字都舍不得丟掉。
小說在文學家族中，是一個綜合性文體。詩歌的語言錘煉、散文的細膩空靈、戲劇的矛盾沖突、紀實的準確真實，哲學的站位、歷史的高度、現實的把控，社會、人生、道德、倫理、人性、情感的難度處理，十八般武藝，似乎都需要，都用得著。所以，要想寫好一部小說相當難，只要有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小說就會翻車，說是冒險也不為過。
就像珠峰難攀，前仆后繼者卻從未間斷。過去的一年，安徽小說家們你追我趕地沖上小說前沿陣地，以生龍活虎的姿態出現在《人民文學》、《當代》、《小說月報》（原創版）、《鐘山》、《作家》、《中篇小說選刊》、《北京文學·中篇小說月報》等全國重要文學期刊的版面上。
以一支隊伍的形式，安徽原創小說整體出發，集體發力，這是一個標志性的特征。
小說無論是寫歷史、寫現實、寫人生、寫情感，有一個核心的價值目標決不能丟，這就是“以人為本”。題材、故事、構思、情節都是為“人”服務的，小說中的“人”是切近人類本心、逼近人性真相的“人”，而不是平面化、符號化、真空化的“人”，所以“人”和“人性”的豐富性、復雜性、多義性以及由此而派生出來的正與邪、善與惡、真與假、美與丑混合疊加在日常生活和生命體驗中，成了文學史意義上小說創作的終極探索和終端思考。在與歷史和現實的對話中，扣住了“人”，寫出了“人生”的真實，努力還原出“人性”的真相，這是2021年中短篇小說的一個可喜收獲。王建平的中篇小說《最后的紅盔頭》寫透了一個“中國式父親”，形象飽滿扎實，筆觸深入到了靈魂深處。木匠父親呂有靠傳統、守舊、狹隘、虛榮、專制，但又自尊、自律、善良、執著、誠實，他愛子女，也害了子女，他與對手一輩子較勁，可較勁的高低貴賤又毫無意義，父親的死是現代文明對農業文明的質疑和否定，是“人性”錯位和淪陷后故事的最佳解決方案，“人”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在父親身上實現了深度對接。
小說是有難度的生活，一言難盡和啞口無言是小說通常的表情，作家企圖在無奈的生活中尋找答案，順便亮出自己的人生態度與價值立場，李鳳群的《伙伴》就是這么做的。小說寫了兩對伙伴，一對是我和兒子王嘉瑞，另一對是我和同學耀祖，我和兒子的伙伴關系，表層是學習成績、升學考試、人生理想、前途道路的糾結與煩惱，深層卻是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對立，母親砸鍋賣鐵的愛成了兒子的負擔、壓力和一筆背不動的債務，兒子的逆反、抗爭、自甘下沉，直到出國后在球場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人”活著的依據。兒子嘉瑞反世俗人生、反公共價值的生活立場，實證了是“人”的內心感受與個人體驗的自主性確定了人生的意義。王嘉瑞的精神世界里，“理直氣壯的貧窮和坦然面對貧窮是最大的尊嚴”，而耀祖卻在“貧窮就是有罪”的價值取向中，在極度自尊和極度自卑的雙重壓迫下，最終因搶劫而被捕坐牢。兩對伙伴是兩種價值觀在小說中的打擂臺。小說在結尾給出了人生的答案，而從小說整體上看卻是沒有答案的。李鳳群小說故事與小說立場的沖突正是人生豐富性、復雜性、多義性的另一種闡釋。程多寶的中篇《不是朱鶚，也不是朱鹮》和米可的短篇《去吧，少年》，屬于青春期成長小說，程多寶筆下的朱鶯是一個被母親溺愛、控制和扼殺了自由與天性的少女，米可則描寫了一個被散養的、野蠻生長的問題少年；朱鶯是畫中的鳥，被固定在房間的墻壁上，少年混跡于險惡的江湖，像一只無家可歸的喪家之犬。朱鶯和少年置身于現實生活中的兩極，一個是被父母呵護溺愛，一個無人管束無人關心，生活形態的差異性，并不能掩蓋他們在精神質地上的相同性，這就是被扭曲、被異化、被傷害，是殘缺而沒有自我的成長，這種成長對心靈、人格、情感的壓迫與傷害將影響一個人的一生，成長中的煩惱和人性的憂傷是這兩篇小說的基本調性，小說直指現實人生，直面家庭教育和校園教育的雙重潰敗，是青春成長小說，也是現實問題小說。兩位作家的焦慮和使命感在小說中旗幟鮮明。李鳳群的《伙伴》也可以看作是成長小說，但李鳳群站在人生觀立場上，相當于升級版的問題小說。
對現實的敏感和對現實的思考，是安徽作家現實主義傳統一以貫之的傳承和延續。陳斌先的《補甑》、陳潔庚的《紅色的綠茶》，在題材上同屬官場小說，但與既往的“官場權斗”小說不一樣，他們的小說可以概括為“官場生活”小說，切口小，視角巧，比傳統官場小說寫得更聰明、更隱晦、更人性化，小說中沒有那種刺刀見紅的尖銳，有的是綿里藏針的反思。《補甑》由一件祖傳的甑的遭遇，引發了三個家庭、六個人命運的顛覆和重組，甑在市領導和更大領導手中擊鼓傳花式的游歷中，已改變古董性質，而成了一個交易的籌碼，一件投機鉆營的工具。小說在傳奇的故事設計中，始終堅持對人物內心糾結、掙扎、撕裂的難度抒寫并努力揭示被動生存下的人性真相。《紅色的綠茶》則在敘述權力威風的同時，揭示了權力的脆弱和金錢對權力的玩弄。小說沒有陶醉于故事懸念的戲劇性，而是深度揭示了主人公內心深處的精神災難和心靈危機。季宇的《無處不在》開篇是一個“老虎”被抓，運輸公司老樓等一眾司機義憤填膺，言語中都表現出無比的正義和無私，小說沒有直擊官場，而是以此為楔子，解剖了老樓的一生每一步都是靠“劍走偏鋒”走出困境，靠大大小小的權力運作解決生活中的難題，就連在小學當班干的孫子，給別的孩子抄作業也收取零食和零錢。小說不在于揭露權力腐敗的丑陋，而在于揭示腐敗與人性的相互兼容，權力如果沒有限制的話，腐敗就是“無處不在”，與人的地位高低關系不大。小說從人性的視角為腐敗下了另一個定義。
人性探索，人文關懷，注解著安徽2021年中短篇小說“以人為本”的文學意志和寫作方向，在人文關懷的題材拓展中，曹多勇的《驪歌》、李國彬的《阿爾馬的癭》、余同友的《鳥語者》、楊小凡的《重圓》、何世平的《老同學》等在對人生和命運的敘事中，深度探索生活裹挾下人的情感、精神、心靈的健康與安全，追問世俗生存的終極意義和價值，是溢出了故事和人物之外小說立意的升華。
許多人把當下的“主題創作”當作是“命題作文”，認定出不了好作品，這是對主題創作的偏見，也是對文學創作缺少常識性的理解。只要尊重文學規律，遵守文學紀律，尊崇文學技術，主題創作的好作品就攥在手中了。2021年安徽中短篇小說出現一批堪稱上乘的主題創作作品，這批作品的一個重要品質，就是以文學手法處理題材，用文學的精神點亮主題。洪放的中篇小說《追風》是同名長篇小說的節選，這部以合肥科技創新為藍本的小說處理難度很大，主人公是分管科技的副市長杜光輝，洪放沒有把小說重心落腳在杜光輝的職務行為中，而是將他置于工作、生活、家庭、情感、心靈等多重矛盾的擠壓中，在錯綜復雜的戲劇沖突中，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的人物形象，凸顯了科技創新的艱巨性、復雜性、必要性，同時也實現了科技興市、科技強國的主題目標。
帥忠平的《半條手絹》是“紅耀江淮，薪火永繼”主題創作的一個代表性作品，幾經修改后，刊物主編激動地說“終于找到了頭條作品”，《半條手絹》時間跨越半個多世紀，歷史與現實兩條線交叉發力，小說最重要的突破是將戰爭與人性、革命與愛情有機整合和統一在一個令人感動的故事中，年輕的姑娘楊玲花歷盡艱辛冒著槍林彈雨到淮海戰役的戰場上尋找戀人，對愛情的執著和對革命的忠誠，在兩個年輕人身上遙相呼應，彼此成就，是一部有溫度、有情懷、有人性光輝的小說。許冬林《揚州月》也是通過一個年輕女子茉莉一生的命運，將人性、愛情、生命、道義、理想等豐富而深邃的人生命題以詩意的、靈動的、細膩的語言和細節呈現在讀者面前。小說的獨特性就是沒有把茉莉寫成一個革命者，而是一個革命者的寡婦，童養媳茉莉的善良、寬容、仁愛等品質與革命緊緊鏈接在一起時，紅色主題就被染上了濃墨重彩的人性底色。《我的外婆代號叫L》是一篇探索意識很突出的小說，劉鵬艷對外婆身世和經歷的破譯與確認，不只是為了確認外婆的烈士身份，所有的努力是都為了讓外婆在母親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里復活，確認身份是撫慰母親內心的傷痛，只有撫平了內心情感的傷痛，母親的烈士身份才有意義和價值。母親與外婆的故事是用革命倫理折射人性之光。陳巨飛《銅鎖》構思很用心，是歷史與現實在兩個時空下的情感對接與精神對話，駐村干部汝生和歷史老人鐘師傅因為搬遷而共同走進了一把銅鎖的命運中，鐘師傅對逝去歷史的守望，對往昔誓言的捍衛，對親人犧牲的緬懷，是以“人”的視角展開的，小說從人心、人情、人性的維度下闡釋了革命的意義和價值，汝生扶貧的現實呼應是永不熄滅的歷史回聲。
現實主義傳統在新時代有了新的表現形態，安徽作家的小說整體上堅持了現實主義的精神，但在技術層面也有許多新的突破和嘗試，比如朱斌峰的《開往白霧谷的小火車》就是一篇現代主義意識很鮮明的小說，方正和方大順不只是兩個姓名落在一個人身上，而是一個人擔當和實踐了兩個人的角色，就像白霧谷里經久不息的云霧一樣，當符號與人生、想象與現實相互頂替又彼此分裂的時候，世界就失去了真相，人也迷失了自我。散文作家胡竹峰寫小說籌謀已久，《虬髯客》（外二篇）是他的試水之作，散文語言的慣性成了他小說敘事的起點，傳統白話的簡潔、凝練、實用、韻律和造型狀物的骨感，成了他小說敘事的與眾不同特征，有清代筆記體小說的風味，又糅合了武俠傳奇的情節設計。
2021年中短篇的技術進步最突出的是，故事寫好了，好看的故事與當下的現代閱讀形成對接，實現了閱讀控制，《補甑》《阿爾馬的癭》《最后的紅盔頭》《無處不在》《半條手絹》《紅色的綠茶》《要臉》的故事的殺傷力很強，而《伙伴》《揚州月》《最后的紅盔頭》《去吧，少年》等細節能力很突出，《驪歌》《銀丹草》《我不是朱鶚，也不是朱鹮》《重圓》等小說寫出哲理，寫出了小說的意味。2021年中短篇小說在故事設計之外，人物關系處理、情節關系處理有了整體性、戲劇性、功能化的自覺意識，而且取得明顯的效果，或用力于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刻畫，或側重于內心情感的體驗和挖掘，或專注于思想主題的升華。
然而，2021年的成績并不能掩蓋實際存在的短板和危機，最為明顯的是，年輕小說家斷檔，沒有“80后”“90后”的新人脫穎而出；其次是對當下迅速變化的時代變革，缺少敏銳的捕捉、深刻把握，寫作資源與題材拓展嚴重不足；再就是小說敘事和文體創新滯后于日新月異的時代潮流。
不斷探索不斷進步的安徽中短篇小說，已經以一支隊伍的形象，站出了“文學皖軍”姿態，展示了“文學皖軍”的力量。
作者系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主席
來源：《安徽日報》2022年06月10日第11版
轉自： 安徽省文聯公眾號
